中国教育

　　在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力图把中西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是当年众多大学办研究院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北京大学研究所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台湾年轻学者陈以爱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920年代，中国大学办研究所的，不仅仅是北大。1922年，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两年后，东南大学也成立了国学院。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吴宓是从东南大学过来的。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起草计划书的是顾实，国文系主任名叫陈中凡，是北大的毕业生。刚才说了，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接下来，便是1927年初厦门大学成立国学院。这个国学院的主干，全是北大的教授和研究生。为什么？当时北洋军阀横行，通缉好多著名教授，北京气氛很紧张，教授们于是纷纷南逃。北大研究所主任沈兼士、教授林语堂，还有顾颉刚、鲁迅等，都跑到厦门大学来了，在国学院任教。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铸剑》里面那个从水里挣扎着要爬出来的鼻子通红的老鼠，就是在讽刺顾颉刚。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从北京逃到厦门，又从厦门逃到广州，一路逃一路打笔仗。这里有人事上的纠葛，也有文化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差异。1927年，原北大毕业生傅斯年从欧洲回来，受聘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和历史两个系的系主任，一时间，雄心壮志冲云天。傅斯年建立起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聘了好多人，包括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等。中大的民俗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很不错。这一点，做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都明白。1928年，就在清华的旁边，燕京大学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所长是陈垣，导师与研究员包括顾颉刚、容庚、许地山、郭绍虞等。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的整理国故以及学术独立的思潮，使得很多大学都在努力创办研究所，并借此寻找“国魂”。

　　不只是精神，还有方法。刚才说了，办文科研究所、国学院，一是需要的钱比较少，二是便于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具体的途径呢？比如说，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谈论如何整理国故，胡适特别标举“科学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胡适偷梁换柱，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因此，你会发现，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的研究院，都特别讲究研究方法，而且，不能只谈土或洋，要中西结合。换句话说，无论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时办研究院的，都力图把中西双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里面，北大研究所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则更具传奇色彩，也更容易被后世传诵。

　　不算“首开纪录”的清华国学院，有何能耐，能让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纷纷评说？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比如北大、厦大、中大等搞过类似的活动，惟独清华大张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70周年和80周年。为什么？

　　清华纪念国学院，自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原因呢？包括它当年异军突起，成绩显著；也包括它像樱花一样，迅速凋谢。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有了这根基，清华同人方才可能借国学院的叙述，不断建构、辨析、阐扬自家的学术传统。

　　按理说，当年中国学界，要说创立研究所，没有比北大条件更好的了。除了是最高学府，已经有了完整的文史哲三系，集合了不少著名学者，还有校长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而吴宓在清华筹办研究院，受到很多限制，没办法施展才华，一年后就辞职不干了。清华一边办研究院，一边办大学部，二者之间，不说势不两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长久发展。出于对研究院的怀念，大家感叹其陨落之快。追究起原委，纷纷埋怨教务长张彭春的牵制，或是赵元任、李济的临阵倒戈，使得研究院办不下去。其实，这不对，当初国学院的设计就只是过渡性质的。1926年1月，清华召开校务会议，吴宓希望扩大研究院的规模，教务长张彭春站出来反对，要求研究院改变性质，明定宗旨，不仅不要扩大，还得尽量缩小，最终完成向大学的过渡。在他看来，国学院是不伦不类的机构，只能是一个过渡环节，让清华从没有学问的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大学转变。不只张彭春这么看，当年清华的不少教授也都这么认为。吴宓争吵不过，回到研究院跟大家商量。研究院内部意见分歧，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倾向于吴宓的建议，坚持扩张计划；另外两人，赵元任和李济则赞成学校的建议，同意逐渐停办国学院。此事导致了吴宓和张彭春的双双辞职。以后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就由新任的教务长梅贻琦主持。

　　梅贻琦，1931年起正式执掌清华，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评价最高的校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现在广为传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猜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