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二、是“四大导师”，还是“五大导师”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我以为，北大老是讲自己政治上如何进步，而相对忽视了学术传统的建构，这很可惜。文章是围绕蔡元培如何创建文科研究所来展开的，其中提到了清华、北大两个国学院/所的差异，包括制度建设，也包括风气转移等。同样以发展国学为目标，清华起步虽晚，但因有庚款的支持，经费充足，于是，延名师，拓校舍，很有成效。下面这句话，是我的体会，不一定准确，大家心领神会就行了。我说，清华走的是“明星”路线，因为她选择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确实都很有人望。加上前后四届七十多名学生日后大有作为，在大家心目中，清华研究院办得比北大好。但其实也有问题，清华因人设课，接近古代书院的大儒讲学，不太重视制度性的建设，因此，王国维、梁启超去世后，研究院难以为继。当然，研究院办不下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学校的制度建设和学者的个人声望，是两回事情。要说单个教授，或许没有比梁、王更知名的；可北大在学术制度的建设上，颇有可圈点处。从1922年开始创办，到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再到1934年演变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经抗战中的南迁与北归，依然是北大学术实力最强的“金字招牌”。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举办科研成果展览，最能拿得出手的，依旧是文科研究所。要说“学统”，这也是一种。

　　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正式创立，委员长由校长蔡元培亲自担任，委员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柯劭忞，还有若干德国、法国、苏联的学者，作为导师。这个研究所，同样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术人才。至于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学、歌谣研究、风俗调查、明清档案整理、方言调查等很有发展前景的学科。各位教授的成绩，暂时按下不表；我更看中的是，北大的研究生教育自此走上了正轨，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回头看清华的情况。1925年，清华建立研究院，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加上讲师李济，主任吴宓。最近这些年，谈论清华国学院的文章很多，经常提“四大导师”。也有加上吴宓，说成“五大导师”的。我觉得，这样说不合适。为什么？吴宓是研究院的主任，不是导师。他自己说，学问不够，只配当主任。主任的工作，是为教学服务，而不是指导教授们如何做学问。这是以前清华的规矩，也是很多老大学的传统。现在不一样，官大学问就大。今人想当然，既然是研究院的主任，领导着四大导师，那他本人就更应该是“导师”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与现在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有关。这是我们的问题，跟老清华没关系。研究院希望扩展，计划没通过，第二年，吴宓就辞职，到大学部教书去了。所以，称吴宓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不合适。

　　一定要说“五大导师”，与其补吴宓，不如加上李济。从现代学术发展趋势看，讲师李济的工作更值得重视。他在清华研究院讲的是人类学、民族学和人种学。可以说，在清华园里，他是第一个突破藩篱，将教学与科研带到田野中去的。他主持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学界影响很大。要说开一代风气，李济算一个。今年的纪念会上，好几位老先生，有社科院的，也有北大的，不约而同地提到，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应从清华说起，从李济说起。当年北大也有考古室，但更多的是传统的金石学。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考古组，请谁来主持，当时有两个人选，一是北大研究所考古室主任马衡，一是清华研究院的李济，最后决定用李济。因为马的路子比较旧，基本上是传统的金石学；而李从哈佛学成归来，更熟悉当时的考古学潮流。这个事情，最早是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讲出来的，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做了如下评述：“蔡元培和傅斯年的确是很有眼光的。”（参见《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2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当年不太被看好、学生很少的李济，以及另外一个导师赵元任，日后对中国学术的贡献都很大。研究生们更喜欢追随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因为这两位的学问很好，而且跟自己以前的知识积累比较容易衔接。而刚从哈佛回来的赵元任和李济，他俩的专业，一个语言学，一个考古学，在当时的中国，说实话，很少有合格的学生。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工作更值得我们关注。

　　为纪念清华校庆而制作的电视片《永远的清华园》，在凤凰卫视播出，很好看，也很动人。主持人是陈晓楠，她在片中说，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除了吴宓，本来还有一个，那就是教人类学、考古学的李济。只因为他资历比较浅，学问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只聘为讲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后来到哈佛念书。办国学院时，他已从哈佛博士毕业回来，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为什么没聘他为教授？原因是，1925年4月，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准备在中国搞考古发掘，负责这个工作的美国代表毕安琪邀请李济协助他工作。李济同时接到两份工作邀请，一是回母校教书，一是主持考古发掘。两份工作，美国那边钱更多些，而且工作很有挑战性。李济最后应的是美国人的聘，清华只是他的兼职；因为不是全职，那就只能当讲师。请注意，民国年间的大学，有这么一个规定，教授必须全职。严复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做过这么一件事，解聘那些兼职太多的教授。换句话说，你要么全职，当教授；要么兼职，当讲师。你不能同时在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等四五个地方兼差，然后还是北大的教授。当时教授的薪水低，远不及官员，于是好些人养成不好的习惯，做好几份活，这样才能过得舒服些。严复建立学术尊严，从这里开刀，是有远见的，起码培养教授们对于学问的虔诚。你自己选，要不当史学教授，要不当财政部的科长，随你挑，就是不能兼。当然，这样做，得罪了很多人。请记住，不是李济学问不好，或遭人暗算，只能当讲师。北大也闹过类似的笑话，有人讲校史时，不晓得鲁迅因为是教育部官员，只能当讲师，竟然说，你看我们北大多“牛”，连鲁迅都不给评教授。道理很简单，也很公平，比如，陈寅恪在清华是教授，在北大就是讲师，因为他以清华为主。这里所说的“讲师”，说白了，就是兼职，是part-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