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热点三：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制度始于2003年，首先是在22所大学进行试点。从2009年北大校长推荐制成为焦点，到今年“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足鼎立，自主招生受到公众的空前关注。“自招”之战愈演愈烈，现如今已经有80所大学在实行。自主招生作为高考改革的突破口，颇受推崇，却也非议不断。有人说，重点大学进行自主招生联考，可以不拘一格选人才，是对现有高考体制的有效改革和补充。但同时也有人担心，多次联考让学生四处奔波，加重了学生负担，甚至可能形成新的教育不公。那么，自主招生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自主招生的公平性如何保证？有专家指出，未能摆脱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嫁接，是当前自主招生制度的最大缺憾。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近日发表了《对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的再思考》一文，再次指称现有自主招生不够科学。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用“统分结合”的思路来解决问题

　　疑问并不是针对自主招生的理念，不是否定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更不是反对自主招生所要实现的目标，而是认为现在的做法不能够有效实现所宣称的目标。

　　自主招生有一个基本假定：高考成绩不足以反映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有的学生是高分低能，有的则是低分高能。分数与能力绝对是正相关的，说分数不能够充分反映能力，仅就很少数人而言是正确的。

　　关于自主招生“掐尖”的说法，在有80所学校都自主招生的情况下，最终效果实际上是相互抵消掉了的。事实上，以往通过自主招生锁定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低分（低于学校的普通录取分数线）录进来的，所以，实际效果可能不是“掐尖”，而是“拔苗”。

　　要用“统分结合”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统，是指全国统一笔试（相当于全国自主招生的统一大联盟）；分，是指以各个学校的各个专业为基本单位。分的关键，在于面试一定要以专业（或相近专业类别）为单位，这样才合理。可以在每年寒假举行全国统一的笔试，作为自主招生的初试选拔基础。考生可自由报名参加，学校按自定的专业要求进行差额面试。

　　热点四：考研热

　　目前，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江西省、江苏省多所高校2011年考研初试成绩查询陆续开通。考研的国家分数线预计将在3月下旬公布。2011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总人数为26410人，同比增16.3%。从2008年起，持续多年的考研热出现“拐点”，考研人数首次出现负增长，2009年考研人数持续回落，今年各地考研人数都呈现大幅攀升的势头。从2011年报考人数看，考研竞争更加激烈，但研究生培养制度不够完善也遭诟病。

　　苏蓉（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大学副校长）：

　　外语和政治并非考研必然选择

　　研究生考试是否可以取消外语和政治？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大学副校长苏蓉提出了上述观点。

　　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目前，研究生数量大幅增加，但是高校教育资源却并没有实现同步增加，加上研究生教育的招生考试制度与培养机制等诸多方面不够完善，研究生的就业率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其实，外语和政治并非考研的必然选择，除个别学科外，政治考试成绩的好坏，在客观上并不影响研究生的实际能力，甚至有些学科还可以取消外语考试。有很多专业极为优秀的考生，就因为政治、外语成绩不合格而被拒之门外，令导师痛心疾首，其实这样并没有真正达到选拔优秀人才的目的。因此建议取消国家统一的政治、外语考试。

　　热点五：高校反腐

　　武汉大学原副校长、副书记双双受审，引发大众对高校腐败的新一轮关注。南京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孙义在对全国高校已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梳理后认为，当今中国高校困惑于一种现实：“高校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腐败烈度却逐年升级。”在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弊案所在的湖北地区，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2003年立案5起，2004年立案16起，2005年1月至10月立案已达到20起。如今，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高校开始频繁参与市场经济，基建规模逐渐扩大，且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高校反腐重在限制行政权力

　　现代大学制度，强调的是学校民主管理，大学理事会决策学校重大战略，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决策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在这种制度下，领导干部想搞一言堂操控一切，根本不可能。同样，在现代大学制度中，领导干部只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则被分离，而且行政权的界定，不是管理教师、指挥学生，而是执行教授们所作出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服务教学和科研。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大学校长和其他行政岗位，本就没有多大的职权和职务之便以及影响力，进而也难利用职权去搞定招生、人事招聘、晋升之类的事。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高校腐败近年来越演越烈，根源在于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行政领导掌控着学校所有资源的配置权，师生没有办学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评价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正是明晰大学校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这既是约束行政权力的根本途径，也是让大学办学符合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上来的不二选择。 （赵翩翩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