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志新看来，在当下，取消国家奖不会影响科研教学和生产，“取消这个奖项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这个社会不会影响什么，而改却很难。”他认为，之所以对是否取消国家奖励有争议，是因为“一部分人认为奖励已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而一部分人还想借此获得一些额外的东西”。他所指的这些“额外的东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包括诸如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得到相关部门的承认等等非物质层面的。他认为，这已违背了设奖的初衷。

　　针对王志新的看法，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国家奖励的导向作用还是要有，不能一‘取’了之，况且国家奖励制度是依法建立的。”

　　据这位专家介绍，《共同纲领》第43条就曾明确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954年我国正式把“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写入第一部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间，国务院陆续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八章“科学技术奖励”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于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公民、组织，给予奖励”，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科技奖励的法律地位，推动了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我们要建立法制化国家，首先就要依法办事。另外，一项制度的建立总是有其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制度也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或者被更科学的制度所取代。但现有条件下，完全取消国家奖项似乎不太现实。”

　　曾担任过多届全军科技奖评审专家、现任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尹卓少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科技奖励有存在的必要，对科技奖励要作历史性的评价。”他强调说，“这一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提振科技人员的信心、科技地位的不断提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任何机制都有从生到死的过程，科技奖励也是这样，不是说机制已经腐化，而是已经过了30年，现在已经开始到了死亡期了。现在我们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30年前的科技评价、奖励机制已经在约束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这就好比一个大人穿了一件孩提时的衣服。并不是说我们当初设计的这个机制是错误的，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所以奖励机制还要有，这是个导引性的，让全国人民不要忘记科技对生产力作出的贡献。”

　　尹卓认为，“奖励机制是评价体系中最突出的部分，实际上对科技工作起了一个指挥棒的作用，起了一个战略引导的作用。之所以现在被广泛关注，就是它的引导作用。”在他看来，“科技奖励这个评价体系过于量化和物化。整个科技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如果再不处理，我们下一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一定会被这个东西给扼杀，影响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所以，国家奖如何定位、奖励的目的是什么、奖什么、如何奖？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教授认为，“科技奖励作为激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了激励加油的作用。”

　　他认为，奖励应该促成获奖者精神升华，不要成为拜金主义者。一方面让被奖励者感到物质的安慰，另一方面则是激励获奖者继续创新，为社会做更多更重要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辐射效应”，鼓励和带动更多的有志者克服困难去搞创新。也只有这样，奖励工作的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希望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握正确的奖励方向，并能影响其他各种各样的奖励回归到激励精神升华，激励创造性上来，在社会风气方面起到树立正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