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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我国高校基础研究还处于小农经济、个体操作阶段,很少关心成果的潜在应用。这与目前的评价体系有关。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几乎全部以文章为导向,文章决定职称的提升、头衔和工资待遇。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至少应当有一部分要关注技术应用。
“与美国相比,我国基础成果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鸿沟。基础研究者要搜索国际最新发展,向技术界普及,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不断有创新技术的出现。”葛墨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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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科研活动过程更符合科学发展规律,怎样使年轻学者在宽松的自由思考的环境中进行创造……这是每个院士都在思考的问题。
“面临国家重大需求或重大任务时,大多是临时从高校内部在编人员中组织团队,其项目申请下来后,又各干各的,大成果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人问题,机制不灵活,用人效能不高。”郑州大学申长雨院士说:“我们应借鉴欧美一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建立固定人员与流动人员相结合、长期聘用与短期聘用相结合的弹性用人机制,对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很重要。”
要抓住一些要点,创造一些体制机制上有发展的平台;要教育学生树立和养成良好的学风,也要教会和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学术争鸣;不能让人才为了申报项目、应付检查疲于奔命,要让专家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
院士们的话题不断延伸,主题始终围绕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的结合。
“大家的一些体会,对教育系统有重要启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教育部和各有关高校都要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努力为两院院士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在实施“2011计划”过程中,我们要面向国家需求,增强科技服务能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坚持开放办学,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培育创新人才,增强创新驱动动力。营造更有利于院士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氛围。同时,希望各位院士以自己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带出一批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推进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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