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袁贵仁：直接的举措是改造薄弱学校，使薄弱学校能够尽快提高水平。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好学校办分校，合作办学，就是输出它的管理模式、输出优秀教师去辅导薄弱学校；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优秀教师和校长合理流动。

　　高考改革同样是家长和孩子关心的话题。教育部和高校动了不少脑筋，打破全国一张卷子，施行“大学自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但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一直存在，一直压到学龄前的娃娃。因而有人甚至呼吁取消高考。

　　袁贵仁：在目前的状态下，完全取消高考来选拔人才可能有问题。高考改革要积极稳妥，不想让老百姓说你们教改把孩子当试验品。先调研，允许各高校在现在的大框架下试点。

　　哲学出身的袁贵仁举例说，高考就如同道路交通的红绿灯，就像出厂产品的检测站，没有它怎么来检验质量？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没有统一组织的高考，同样会出问题。

　　袁贵仁：坦率地说，我最担心的不是高考这件事，而是高考的命题如何体现考察学生的素质。问题在于，不能考那些完全靠死记硬背的就能考好的，考题有哪些，希望我们考试题目更加体现我们学生素质。

　　去年年底，11位教授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抬头便是“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信中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讨论钱学森生前的最大愿望。中国的学校怎样才能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面对“钱学森世纪之问”，身为教育部长的袁贵仁，又是怎样回答？

　　袁贵仁：我们确实有两点要努力，一个是“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大中小学教育的相互衔接，总理说：“创新要从娃娃抓起”。概括来说有三句话：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

　　“十一五”期间，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到大众化，高校在校生达到29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比第二名美国多1000多万。大学之大同时也带来了高校是否高质的担忧。

　　袁贵仁：到了“十一五”的时候，中央就明确提出来，就是要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不再强调发展规模了，大家已经明确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把钱更多的投入到质量上，投入到人身上，这个方向现在是明确的。

　　怎样提高教学质量，让高校不再越办越像、办得没有特色？袁贵仁说，一定要通过改革创新才行。

　　袁贵仁：我们过去太单一，太死板，太狭窄，用一个尺子选人只能是一批人，用多个尺子就可能多批人才出现。所以我们鼓励教育观念创新、教学模式创新，还有管理模式的改变。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是今年的一件大事，开启了中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纲要》明确提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这个目标从1993起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但一直未能实现。再过两年，我们真的可以达到吗？

　　袁贵仁：我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这个充满信心也不是盲目的。今后，我们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提高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同时开辟新的渠道，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教育费附加制度等。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袁贵仁说，对所有批评都理解，对所有建议都欢迎，会把批评建议作为工作动力，把热点难点作为工作重点，促进他们更清醒地判断形势，更深入地分析原因，更积极地开展工作。

　　袁贵仁：很多工作都是短期看不到效果，不可能明确衡量出来的。不是靠行政命令、靠经济投入能解决的，是观念转变问题。任务很艰巨，情况很复杂，要做到还需要各个方面加紧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说，前途很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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