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安置“不惜代价”

　　1月6日，1515名学生家长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走进了曹杨学校参加首次家长会。

　　新校舍位于金鼎路，是一所公建配套标准校舍。学校占地16.6亩，建筑面积5500多平方米。用这所各方面条件都较为完备的学校安置建英学校的农民工子女颇有些巧合：当年在小区一期住宅投入使用时，作为公建配套的学校没有及时跟上建设的步伐，因此一期居民入住后，孩子基本都已选择附近的其他学校就读。而如今，公建配套标准校舍虽然建好，但二期房产却未正式投入市场，无人入住，自然学校也只能闲置着。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才使得建英学校被叫停后，学生安置有了保障。“就把这所新学校拿出来，整体解决2000名学生的读书问题，让他们享受与上海学生一样的学习条件和教育机会。”李学红当场拍板。

　　家长们有些难以置信，自己的孩子真的能够在如此宽敞、整洁、现代的公办学校里读书吗？于是，连珠炮似的问题指向局长和校长——

　　“你们是不是会收很高的学费呀？”

　　“不会，本学期包括校车接送、一顿午餐在内的所有费用全免。新学期开学后，按照国家和上海地方的规定，凡‘五证’齐全的孩子可享受全免，而不符合要求的则按国家标准收取借读费，小学500元，初中800元，所有开支都会开放公示。初步统计，费用绝不会比建英学校高。”李学红作出解释。

　　“你们到底使用什么教材？如果是上海教材可不行。”

　　“全部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统编教材。这两天，由于向新华书店订购的教材还未抵沪，因此，教师们有时会向学生借看教材以作充分准备，这属正常。”

　　“来这里的教师素质如何？是不是把区里最差的教师派来‘对付’我们？”

　　“不是。非但不是最差的，而且是最好的，从孩子进学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配备把关各学科的师资力量。校长由曹杨小学刘华善校长兼任。同时，为了迅速提高质量，我们主要采取年级承包制——区域内的五大学区分别‘对口’一个年级，出骨干教师、提升学习成绩等都会成为学区竞争和教师个人专业提高的依据。”

　　“现在正在进入复习迎考阶段，对于放假前的这三周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于教师，要在三周时间里迅速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现状，我们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作为这三周的工作重点，同时完成复习、考试和布置寒假作业的任务。”

　　局长的回答是令家长们满意的，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目标：“要不惜代价做好安置工作，要想民工子弟家庭所想。”数字可以作证——8日清早，乘坐免费校车前来学校的学生为1852人；9日清早，来新学校读书的学生数上升到1888人。区教育局想得十分周到，为了防止第一天上新学校的不适应，局里除了安排12辆大巴作为校车接送外，还专门配备4辆小车作为候补以解决某些学生可能出现的睡懒觉或搭错车的问题。

　　走进新学校，孩子们开心极了。可以奔跑了，可以游戏了，可以上体育课了！这些在公办学校习以为常的事情，对这些民工子弟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谢琳同学告诉记者：“以前的学校场地狭小，我们从来不上体育课的，现在不一样了，连走廊都那么宽敞，在走廊里跳橡皮筋，在操场上打球，这才是我曾经梦想过的校园啊。”

　　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还有新学校的伙食。第一天，因学校营养午餐还没有完全跟进，区教育局和学校一起特别研究该如何安排食物达到营养可口的效果。结果他们与一家知名面包房取得联系，专门给每个孩子烘烤两个新鲜的肉松面包，并配备一碗有“丰富内容”的罗宋汤。第二天，负责营养午餐的公司正式运行，为保证食品卫生，校领导亲自把关，并采取新鲜半成品冷冻到学校加工再到食品成型的最“流行”午餐模式，推出了两荤一素一汤的营养餐搭配，深受学生的欢迎。那些天放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说新学校好，能玩、能学习，还能吃得又好又饱。一位王姓家长说：“以前家长们常常把午餐戏称为‘绿色食品’，意思是永远只有两片绿叶的午饭，孩子们回到家总是喊饿。现在不同了，他们回到家不再找零食吃了。把孩子放在曹杨学校，我们真的很放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孩子在行为规范上的“巨变”。1月15日清晨，当记者走进校园时，耳边响起一阵阵“老师好”的招呼声。记者拉住一个腼腆的女孩问：“你们以前也是这样见到人都打招呼的吗？”女孩告诉记者：“不打的，是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要从小做一个懂礼貌的孩子，老师说懂礼貌的孩子是最文明的，以后还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说话间，记者亲眼目睹了另一个男孩子吃着早点走进校园，起先他把包食物的纸随地一扔，不出几秒，他又折回身，拣起刚扔的纸屑扔进了垃圾箱。

　　尽管崭新的白色墙面被孩子们踩了很多黑脚印，但老师们将此行为理解为孩子们对新学校的兴奋。“我们每天都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变化，感到好欣慰。”低年级班主任小陈老师常带着笔记本，随时记录下班上孩子的点滴进步，及时进行表扬。

　　转眼，孩子们在新学校里已经生活两周了，人数基本稳定在1900人左右。和蔼可亲的老师，良好的学校环境，消除了学生和家长心中的阴霾，对他们来说，能在这里继续求学是最大的满足。

　　如何“好事更好”

　　在这场政府与民间的“纷争”中，建英学校原校长姚为健和正在待岗的70多位教师的去向成了最大的问题。姚为健对有关部门认定其违规办学颇不以为然。他说，该校在安徽取得了办学许可证，在普陀区教育局也备了案，何来违规办学一说？

　　该校的李茂华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从上海公交公司借来13辆校车接送学生，每天的花费就要7000多元。学校的安全教育也不敢放松，“毕竟那么多学生，还有老师自己的孩子也在里面，不敢出问题，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

　　在该校的教师看来，有关部门提出的所谓安全隐患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姚为健认为，该校被取缔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普陀区公办学校生源不足，区内有七八所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放空至今。另外，该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引起不少开发商的觊觎。而在大多数教师看来，现在整个学校已陷入了困境，教师的去向成了最大的问题。据介绍，该校70多名教师中，有2／3是外地人，学校被关闭给他们带来的压力非常大。“上海公办学校的要求太高，而我们中不少人还没有教师资格证，根本不可能去那里教书。其他民工子弟学校也都跑过，人家的教师都是固定的，不太可能换。老家的学校也都满员了，调头回去找事做哪有那么容易？”不少教师向记者诉苦。

　　不过，对这些教师，普陀区教育局采取的方式和态度还是积极的。教育局于1月5日下午召开建英学校教师会议；1月6日组织部分教师与政府对话；1月8日教育局联手劳动保障部门约见部分教师，专门了解办学者拖欠工资和奖金的情况，与教师共同寻找维护教职工利益的途径；1月9日下午再次进行对话，并研究如何使社会团体介入筹资，以解教师燃眉之急……

　　反思建英希望学校的停办之争，记者认为，从一个客观角度看，其中或许的确有着双方利益上的冲突，而结果也很可能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现在毕竟有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结果，那就是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新校舍远比原来的学校优良，师资也比原来学校的要好，且上海普陀区教育局承诺在收费与教材安排上会有针对性措施。让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这应该成为双方的共识。

　　“从这件事中您认为值得反思的是什么？”对记者的这个问题，普陀区教育局局长李学红非常真诚地说：“从法律的角度看，如果一开始就进入司法程序，可能会将矛盾减到最小。阿拉政府还是从老百姓角度出发，为他们办点实事的。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或者是由于对相关法律条文还缺少研读，或者也有操之过急的地方，致使把政府放在民工子弟学校举办者的对立面上了。如果这一事件较早地让司法介入，可能对政府来说，好事实事会办得更好更实。”

　　也有专家从另一角度发出呼吁，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门槛问题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合情合理化。许多地方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都有相应的条件，如“五证”齐全。

　　上海也同样如此，农民工子女须有“五证”才能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入学并享受与上海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可一旦“五证”不全，虽也能就近入学，但需按国家标准支付借读费。事实上，从建英学校来看，之所以能够跨区招收到那么多生源，而且规模日趋扩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许多农民工家庭是无法备齐“五证”的（关键是独生子女证），这种现状就给那些办学资质较差的民工子弟学校留下了生存空间。

　　然而，降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门槛，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难题呢？以四川广元市为例，去年8月2日，广元市市中区教育局发出《关于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经商人员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就读的通告》，承诺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按实际居住地相对就近安排入学，并且不交借读费。这一政策导致全区学校2006年秋季开学后共容纳了5953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学校数量没有增加，规模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的就只有每个班的学生数了。超大班额与紧缺的校舍、师资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出来。

　　入学门槛和城市现实教育资源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也许才是这场纷争之后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本报记者 沈祖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