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事件追踪：祸起“突然死亡”

　　元旦假期刚过，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范以刚带领80多名在新校任教的教师走进建英希望学校，宣布学校即日起停止办学，下周一（8日）起全校学生全部前往新建的曹杨学校就读。随后，范以刚在会场上直接接受教师们关于人事政策的咨询，而另80名教师分别来到各自即将接手的班级，按预案做好对学生的解释工作和对原教师的安抚工作。教师们准备了信息卡和新校资料，公开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试图将这些交给学生，可在这一过程中，却遭遇阻拦，新老教师起了冲突。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已有10年办学历史的建英学校当然“不买账”。周末两天，建英学校和曹杨学校分别给家长们打电话，“拉”孩子们周一来各自的学校。8日上午，普陀区公安、城管、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在建英学校门前组成一道人墙，阻止学生进入，并将他们带上大巴，送往曹杨学校。那天，上千人云集在这小小的路口，一方想让孩子们进校上课，另一方却要劝孩子去新学校，致使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建英学校的教师情绪激烈，把有些孩子惹哭了，但并未出现像报章传说的殴打场面。

　　这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建英希望学校是由安徽省寿县人姚为健于1996年创办的。截至去年底，该校有学前班至初三共10个年级、38个班级、60多名教职工，1995名学生分别来自普陀、嘉定、宝山等7个区县，他们中的80%原籍安徽，还有一部分来自江苏、江西等省份。

　　面对办了10年且规模越来越大的民工子弟学校，普陀区教育局为何要使其“突然死亡”？尽管遭遇了一系列质疑，局长李学红依然坚持就地停办建英学校的理由：首先，这是一所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学校办学条件一直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学校存在着大量安全隐患，校舍简陋，并违章搭建了24间简易房，所有材料为彩钢板，无避雷装置；校舍不符合安全标准；学校卫生条件极差，可供2000名学生使用的厕所仅4个，平时这里污水横流、龌龊不堪；同时校车经常严重超载。不仅如此，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违规行为，擅自跨区招收没有居住证家庭的子女，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班额数严重超标，甚至出现一套课桌3个学生使用的情况，另外32%的教师没有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证。

　　其次，建英学校租借上海华亨化工厂厂房为校舍，但该租赁合同已于2006年2月底到期，双方于2006年4月30日还签订了“终止租赁协议”。学校举办者姚为健在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约谈中明确表示，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校舍。

　　另外，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保证适龄儿童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要求成为重要的贯彻行动。该区教育局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就读为主”原则，及时解决建英学校学生正在面临的就学困境。

　　“其实，这三条理由并没有什么特别。区政府从没有要包办一切，我们非常欢迎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但前提是必须合法并且符合办学条件，包括学校的安全与卫生。而近年来，因不符合安全和硬件标准，被政府采取‘突然死亡法’的民工子弟学校并非建英一家。随着建英的取缔，区内的同类学校从原先的‘遍地开花’骤减为两所。转眼间，普陀区1.4万名农民工孩子，只剩2000人仍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其他均已被公办学校‘消化’了。”李学红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有存在的必要性，但要想让农民工子弟真正融入城市，还是应该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然而，学校突然被取缔后造成社会舆论质疑的另一个矛盾焦点是“为什么早不关晚不停”，却要在期末考试前夕施行，有没有考虑教学秩序的稳定和对学生情绪的影响？记者在对数位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进行采访后发现，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现在介入是最佳切入点，社会影响也最小。”

　　原因何在？李学红告诉记者，首当其冲的仍是安全问题。“为了安全，我寝食难安。这些学校存在着那么多安全隐患，谁知道哪天会出问题，到那时酿成的后果将难以想象。”事实上，叫停建英学校并非“突然袭击”。一份份整改意见书可以见证，自2005年9月起至2006年10月，区教育、消防等部门多次向学校举办者发来“整改通知书”，要求对学校校舍、校车、食品卫生等方面提出整改方案，校长姚为健签字表示接受，并表示“一个月内”予以解决。可一次次整改行动都变成了纸上谈兵。“到了咬咬牙，坚决取缔的地步了！”李学红说。

　　其次，本学期已接近尾声，教育教学工作基本结束，学生普遍处于复习迎考阶段，此时迁入新学校，对学生的学业影响最小；同时，寒假即将来临，部分学生将返乡过年，新学校必须提早对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以准备下学期的教学方案、征订教材、配备师资等，这些工作如果集中到等学生放假归来再进行，根本来不及。因此由公办学校提前接收学生，有助于做好新学期的衔接工作。

　　李学红告诉记者，“许多民工子弟学校都是在学期结束前收取下学期学杂费的，建英学校也不例外，如果提前告知停办的具体时间，学校就很有可能提早缴费，这会促使公办学校陷入被动之中。”在记者看来，这也是迫使区教育局采取“突然死亡”方式的原因。

　　据说，普陀区教育局曾“吃过这样的亏”，比如，去年关闭一所名为“育苗”的民工子弟学校时，普陀区教育局严格按照程序，先公布再公示，并定下取缔的时间表，结果发现学校被取缔前，办学者已经向家长提前收取了下学期的学费。而政府接管后，家长因要不回钱无法承担新学校的学习费用，结果只能由普陀区政府拿出50多万元补偿家长。“育苗学校只有几百个学生，可建英学校却有近2000名学生啊，即使学杂费按平均每生收取1000元计，这费用也够可观了……”李学红说。这或许就是政府与民间办学者之间的一场“智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