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探寻与创新知识

　　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研究永远需要创新。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表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金耀基指出，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不过政府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这是因为“去行政化”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