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一窝蜂做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么说其实不论香港还是美国,大学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政府,只是来源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而不同学校获得经费的差异其实只是在于研究那一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其实是促进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
朱经武:对,美国是这样子。你要研究、创新,就要竞争才行。
在香港,差异没有美国那么大。香港最好的3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大只在研究制度上占一点便宜。所以现在香港和内地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应该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向一个方向发展。有时我开玩笑说,如果所有大学都培养出我这样的人,都去做物理,做超导,那这个国家连饭也没得吃了。
《南风窗》:你说的类型分开是指从专业上去划分吗?
朱经武:不是,是从目的去划分。你看加州的大学是分成三类型的。第一类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4年大学,叫加州州立大学,是以教育为主的,偶尔也做点研究;第三类叫社区大学,这一类大学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很多受不同教育的人来维持。
据我了解,有一阵子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不是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做不了的。
做研究型大学第一要有钱,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中国这么大,如果所有大学都要当第一流的,这个经费不得了。
作为研究型大学,要到全世界去竞争,寻找优秀的老师,工资、资源等付出肯定要大很多。教授要做研究,学校要给他房子、实验室,更重要的是给他时间,不能让他每天教8小时书。
而4年大学的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少一些,一个老师可以教3门课,意味着它成本低些。到了社区大学的话,老师根本一点研究都不做了,只教一些很基础的课,课教得多,加上他不是世界的大学者,薪水也不一样,办学成本自然就更低。
第二,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大量人才,内地有人才优势,而这方面香港则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内地首先需要设置不同的分工,香港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香港的大学经费非常充足,但香港现在一共有8家公立大学,如果全部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现在香港基本上只有3家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科大当然是研究型大学,但我们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理工学院、商学院,虽然也有社会科学学院,但规模比较小。另外两家就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他们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其实不就有了一个区别吗?
朱经武:是,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讲。
香港是个相当民主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教育不能完全走得通。除非是政府强硬地要求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会不太愿意。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内地做起来可能比香港容易一些,因为内地政府比较有权力。
香港政府基本上不会像美国那样,按项目给学校钱,而是看一所学校有多少学生,就给多少钱。但是政府有一个调剂方法,就是研究生数量,给一所学校多批一些研究生,钱就上去了。希望经过这样的调剂慢慢把层次分出来。
但还有个问题,我们的教授跟一些非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相比,薪水差别并不大,幸而很多老师最看重的不是薪水,而是研究环境。
《南风窗》:所以现在香港的大学设置受到了民主化的限制?
朱经武:是的。学校这样的角色分工,之所以加州能做,是因为60年代那个州长跟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来。现在加州模式即使在西方也很难重复了,德州一直想模仿加州分三种类型的学校,但因为州议会的限制,所以很困难。
同样,在香港再建第二所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科大能迅速发展,是因为港英政府还在,没有什么投票啊、立法权啊这些事情,政府说了就算数,说要建校就做起来了,现在很多事情要经过立法会。
《南风窗》:那么针对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教育体制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放权。
朱经武:我是这么看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但强有力的政府并不表示一定会违背民主。我觉得内地政府既需要慢慢放松,也需要很多支持。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当年台湾政府很有实权的,所以工业教育发展非常快,有点像新加坡。现在台湾也打开了民主化之门,很多事情就变得困难了。
台湾有160多家大学,生源根本不够,训练出来的学生又都想当世界一流学者,眼高手低,不会做实事,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内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所以内地讨论怎么样能恢复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学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南风窗》:那你觉得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和这么多的人口,有多少家大学是适合的?
朱经武:我觉得需要多些。我们现在只有18%的学生能进大学,是纯精英制的教育,但是精英下面就没有了,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块缺了很大一条沟,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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