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老了不干事”是误解

　　《21世纪》：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终身制有很多批评，觉得一旦当选院士，就很难退出或被开除了。

　　沈国舫：关于退出，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建立了院士“资深机制”，就是院士到了80岁就转入资深院士，你在工程院就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推荐新院士，但院里学术活动你还是可以参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退出机制。像我今年11月刚转为资深院士。

　　当然我们工程院到现在还没有过开除院士的事，科学院有过。现在绝大部分院士是好的，你得有这个信心。

　　现在65岁以上的这批老院士，他们有的在科研第一线；有的已退居二线，但在一些高层次战略咨询研究项目里还在第一线。工程院是工程科技界最高的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咨询性就是说你必须给国家出主意。我从当院士后一直忙到现在，都是做各种各样的咨询研究，我常去基层做调查，农村、林区都得去。我做了十几个项目，每个要花两到三年时间。2011年的“浙江沿海”项目是给温家宝、李克强两位总理汇报，钱正英院士是组长，我是副组长；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从2007年到2009年做的，这样的工作要组织几十位院士、几百位专家，分好几个题目研究，领头的都是院士，因为院士最有条件做这个工作，他对业务理解深、阅历广、视野宽，而且他没有部门和地方的局限性，立意超脱。现在我刚完成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今年又接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周济院长当组长，我当副组长。另外还有两摊有关三峡工程的事等着我。我80岁了，但不是光拿工资不干活的人。

　　所以我们说国家需要这些战略科学家，要形成一个战略科学家队伍。我认为可以定个一般院士退休的年龄杠杠，要适当延后以充分发挥院士群体作用，但也要有点弹性，对于部分学界泰斗、威望很高的老院士也可以定为终身不退。实际上我们许多单位都有一些对特别的老专家、老中医、老元勋定终身不退的实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在较宽的制度规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尊重院士本人的意愿。

　　社会上有种误解，觉得有些院士老了，好像不干事了，却还在享受院士待遇，就是不退休。其实绝大部分院士到了七十好几甚至有的到八十多岁都还在勤奋做事，像钱学森如果还活着，你跟他说什么退不退休？你养着他就完了，他就是躺在床上，也可以跟你说点什么，对你也有大方向的启发。对这些大科学家没必要考虑这些。对这个问题要放开眼量看。

　　《21世纪》：王选院士在北大演讲中说，“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您怎么看？

　　沈国舫：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所有院士，一个人一个样，像我到80岁精神还不错，有的70岁就不能进行研究了。有人很早功成名就，有人成名很晚，人有差异，学科也有差异，像我们研究生态科学的，必须积累大量的经验、知识和阅历才行，那退休也应该有差异，你如果要“一刀切”，不要切得那么厉害，你给底下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不就行了嘛？比如给大学校长放权，大学可以自己决定它的用人。

　　我工作很多，但我希望退休

　　《21世纪》：您80岁身体、精神都好，却提出退休，您是怎么考虑的，真希望退休吗？

　　沈国舫：这当然是真话。我工作很多，但我希望退休。因为这是压力，毕竟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一个个任务给我，我现在有点招架不住。我现在眼睛看书时间长了，视线马上模糊了，就要休息了，因此从精力、视力来说，坚持不了很大量的阅读、工作、写作，而这些我们所做的工作都需要大量阅读，最后的成稿要有创造性的东西，我希望减轻工作量。除工程院的咨询工作外，我还是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首席顾问，要组织整个环保方面的研究项目，我也想从中方首席顾问位子上退下来。

　　假如我退了，起码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要求我都可以回绝了，只挑几件迫切需要我干的事做，当然我也不会完全闲下来，因为我身体还可以。我工资还不低，退休会降低收入水平，工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岗位津贴，学校叫学时津贴，对我们院士并不计较多少学时，是按一级教授待遇定津贴，这个津贴占我们收入很大一部分，退休了就没了，但我生活不会成问题，够用了。另外对单位来说，这个人可以退休，但由于某种工作需要还可返聘，学校有自主权，真需要我出主意、干什么，你返聘我，给我一定的返聘待遇就完了，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你适当减少点，量力而行。

　　《21世纪》：现在您跟学校在退休这个事上协商好了吗？

　　沈国舫：现在我跟学校说，给我办理退休也可以，你需要我返聘一段时间，我也不在乎待遇。学校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中央都提出来，那等国家有规定了，再按国家的规定做吧。学校也知道我是还能在我的业务领域继续发挥作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