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1996年，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发展迎来分水岭——在欧洲，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成为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急先锋。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加深了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担忧和抵制。“事实上，欧洲之所以反对转基因，原因也很复杂。除了安全问题，还有国际贸易问题，一些宗教和政治集团也需要一个博弈的工具和借口。”黄大昉说。“上世纪70年代转基因技术成熟，80年代作物问世，90年代产业化加速。1996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0万公顷，被视为大规模产业化的重要标志。”黄大昉认为，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效益越加明显，欧美地区一些环保组织的反对声浪随之开始高涨，其影响力逐渐蔓延至全球。

　　1998年，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正式得到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曾参与成果鉴定的黄大昉为之振奋。然而很快，国内就有人提出质疑，称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

　　“他们的依据是那些国外传闻，比如害虫能够产生抗性、植物间发生基因漂移、影响生物多样性等。”黄大昉说，这些没有根据的炒作让科研人员很气愤，但还是遵循国家的安全管理条例作了大量研究，证实没有问题后，抗虫棉最终在争议声中得以推广。

　　黄大昉告诉记者，早在那时，一些研究抗虫棉的科学家就已开始背负骂名，称他们是“汉奸”、“美国贼”等。但黄大昉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骂名和矛头最终也会指向自己。

　　2009年，我国批准了自主研发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生产证书，随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

　　“光是水稻，我们就搞了11年安全性评价。可是再谨慎，反对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最终还是爆发出来。”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力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黄大昉被“反转派”称作“首席转基因推手”、“美国转基因间谍”……各种指责扑面而来。

　　“表面上看，好像科技界有两种声音。事实上，这已经不仅仅是科技界的事情了。”黄大昉看到，质疑已经超越了学术边界，被染上了一层“阴谋论”色彩。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不知该相信谁。

　　“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

　　反对的力量，最终冲击到转基因作物研究领域科技人员的信心，很多人开始感到无奈而忧虑。

　　“原本是抱着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愿望，为增强国家实力做科研，结果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辱骂，心里肯定不高兴。”黄大昉直言，业内人士倍感压力，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研究成果出炉，同时又在一边慨叹：“原来那些好成果都不能产业化，新的成果又有何用？”

　　尽管争议不断，然而单就科技界内部的转基因研究而言，国家并未停止支持，这多少让科技人员感到幸运。2008年，作为国家中长期重大科技项目之一的“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计划共投入两百多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的看法是，科学家进行研究并无大碍，但只要提出产业化，立马就会予以反对。

　　“假如转基因作物真有说不清楚的问题，那我们就发展慢一点，先把问题搞清楚。但现在真实的情况是，转基因作物问世30多年，大规模产业化17年，全世界有1.7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每年也有上亿人都在吃，产品贸易量达到几亿吨，目前确实没有出现大家公认的问题。”黄大昉拿出一连串数据，说这些事实往往被忽视，反倒是一些传说和谣言被四处传播。

　　黄大昉所担心的是，伴随非理性争议而来的犹豫不决会让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停滞不前。“确实不仅仅是在考虑自己的科研事业，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面对现状，很多科技人员选择埋头做科研，并不愿意多说话。他们觉得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科研人员所无法解决的，“上面怎么说，怎么办就是了”。

　　黄大昉则选择了积极发声，在各种场合介绍转基因技术，试图澄清谬误，努力推动社会支持。在几次科普讲座现场，他也遭遇“反转派”人士闹场，受到当面指责。有人劝他说，人家那么骂你，又何必如此积极地站出来。

　　“我这个人可能就是爱较真，认死理。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特别是那些谣言，越不出来指明，越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安定。”对于扣在黄大昉头上的那些“大帽子”，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感到难受，只是感觉可笑，“如果我的观点确实站不住脚，或者确实抓住我有不好的事情，那骂也就骂了”。

　　“你说我是卖国贼，我觉得我是爱国者，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黄大昉说他反倒是“越骂越勇”，对方不占理，就要让大家看看真理在谁手里，“但没必要去跟他们对骂”。

　　采访中，黄大昉并不避讳那些尖锐的问题，始终直率而平静。他觉得不论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维护真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

　　“对于转基因，至今确实没有发现无法控制的问题，只是有风险，需要作出很好的安全性评估和管理。怎么能把我们的认知、领导的决策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呢？”在黄大昉看来，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而言，都是不应该允许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