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大豆波澜再起，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力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黄大昉被“反转派”称作“首席转基因推手”、“美国转基因间谍”。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外“转基因争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就争议的激烈程度和影响范围而言，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高技术领域，能够像转基因一样如此敏感、复杂却又难以回避。

　　6月13日，中国农业部批准发放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的消息刚一发出，一直暗流涌动的转基因争议再掀波澜。环境影响和食用安全历来是“挺转派”和“反转派”的分歧焦点，然而在最近的这次“转基因风波”中，双方却似乎达成了一个相同的看法：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在冲击中国农业市场。

　　因在国内力主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一直被外界视为“挺转派”的代表性人物。面对争议声中举步维艰的事业，他深感忧虑：“转基因属于高技术领域，买不来也换不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发展。与国外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差距一再拉大，国际竞争中我们怕是会失掉自己的阵地。”

　　从事转基因研究和推广工作近30年，黄大昉见证了这项技术从学术界走向社会大众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切身体会到僵持不下的争议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亲历转基因乱象

　　“走到今天，转基因的问题渗透进很多非科学的因素，成为一种乱象。这仅仅影响到我个人倒也无所谓，但如果影响到科学的发展，那就不好了。”波澜再起，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外“转基因争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的黄大昉首次接触到转基因技术。在孟山都公司介绍转基因抗虫棉的一场学术报告上，他领略到转基因的“巨大威力”，并考虑将自己的专业领域从微生物拓展到农作物。

　　“从棉花本身的种质资源出发，是找不到抗虫办法的。将外部的抗虫基因转入棉花，就能彻底打破这一屏障，见效很快。”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20多年的黄大昉感到豁然开朗，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将这项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加以应用。

　　彼时，转基因被视为新技术革命的一个部分，其发展并不为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学界内外也未对其安全性提出过多质疑。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作物转基因研究开始提速，一系列研究项目先后被列入“863”计划。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第一大烟草厂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次来华访问时，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才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重视。在参观位于河南省的一片抗病毒转基因烟草试验田时，来访的美方人员提出，转基因烟草的种植因健康威胁在美国引起社会争议，已被严格限制，希望中方也能尽快停止种植试验。

　　“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但也确实让我们认识到，转基因对环境和安全是有风险的。”当时，黄大昉作为“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一同前往试验田考察。从那时起，他意识到需要“两手抓”——一方面积极推动技术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保障环境和健康安全。

　　1996年，农业部颁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这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黄大昉参与了这份条例的调研和制定，并开始涉足转基因安全性评价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