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国能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人才和技术上一定的优势，抓住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发展的有利时机并大力推动其产业化，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如果我们犹豫不决甚至止步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不仅农业发展会受制于人，还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黄大昉说。

　　最后，黄大昉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战略研究与部署，确保重大专项计划目标实现。要下决心扭转安全性评价与品种管理职能分离和程序繁复的现状，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水平居国际前列、已获得安全应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应加快审定，争取在3~5年内推广应用。

　　第二，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政府部门应及时进行安全管理与评价有关信息的权威发布，扩大与公众交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有义务解疑释惑，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转基因技术。

　　第三，以转基因品种开发为动力，促进作物种业创新。要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生物育种工程中心的建设、完善包括融资、并购、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扶植和鼓励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政策并推进实施，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培育出拥有转基因核心技术、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可与跨国公司抗衡的现代育种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黄大昉

　　1965~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副所长

　　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

　　1995~200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