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1.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