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目前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仅为一成，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占17%。“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8月4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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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而言，上述报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望名校兴叹”，如此世相绝非始于今年，2009年1月，温家宝便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表达了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忧虑；然而，报道确又戳到了社会诸多症候的最痛之处，以致引发无数人心生感慨。一方面是大学连年扩招后，更多寒门学子承高等教育大众化泽润得以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则是中低收入家庭孩子更多流向二本以下的非重点高校，同时，学历越高，城乡之间差距越大：城市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和323倍。

　　面对“名校寒门少”的现实，指责、反思、质疑声数年来虽然不绝于耳，但来自体制方面的回应却少之又少，民意喧嚣往往徒成集体发泄。作为现代教育考试制度的核心环节，多少个体将改变命运的期望承载于高考之上。任凭这座独木桥怎样狭窄，都无法减弱其在学子和家长们心中的魅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种种政策性加分、几乎被超级中学垄断的保送名额、与地域户籍等捆绑在一起的录取分数线等，让高考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才选拔理念面前越来越没有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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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是一种单纯的人才选拔制度，也不仅是衔接两个教育阶段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其同时肩负着引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流动的职责，因此其制度设计和运行自始至终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力量角逐的重要场域，从而背负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当加分、保送等举措冲破高考“分数至上”的“制度冷酷”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公平底线可能沦陷，还有暗箱中一只只握着权力和金钱的手正在交易。在北京、上海等名校云集的都市，当地生源进入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学府的几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这背后，则是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上述背景下，取消高考加分、保送，全国统一划定分数线、统一录取标准等呼声看似合乎情理，但阶层与地域利益的纠葛却是上述改革动议难于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