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学校成了中介公司”

　　黄夏，1994年出生于重庆江津区白马镇。父亲是建筑工人，常年流动在重庆的建筑工地，只是在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妈妈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张罗三亩多山地，田间的一些重活经常由黄夏来做。

　　2009年，黄夏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重庆江南职业学校来学校招生。他觉得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于是在中考前一个月进入职校。黄夏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后来学校并入重庆工商职业学校，他也从信息专业转到电子专业。

　　学校合并对他们影响不大，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校长，而且是一学期换一个，他觉得经常换校长的原因是之前的几任校长在学校管理上不严格，每天都有学生翻墙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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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校读书，每年要交4000块钱的学费，这笔钱对家里来说还不算太大的负担，爸爸的收入能够支持他读到毕业。刚入学的时候班里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后，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他说那些中途退学的人可能觉得在学校太枯燥了，学不到东西。而且老师管理也很随便，他的班主任也换了好几个，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根本不管他们，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就离开了学校。

　　来自贵州一所技校的16岁的刘欣，则声称自己当初是被“骗”进学校的。高年级的老乡暑假回乡，给她描绘了学校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就业出路。但到学校之后，她才知道，教育氛围、就业前景，“都是吹的”。高年级的老乡之所以劝她去，是因为学校规定，谁招一个学生，学校“奖励”500块钱。

　　这是盛行内地的“潜规则”。近年来，初三班主任“倒卖”学生到技校或中等职业学校，赚取回扣的新闻经常见于报端。

　　中国的近代职业教育，始于民国。先驱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近几年来国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重视职业教育价值，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两年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副主任、教授潘毅说。

　　2011年3月新学期开始时，学校通知说要出去实习，期限为6个月，可以自由选择实习单位，但他们对实习单位的情况不了解，班委拿了一张富士康的宣传单问有没有人要去，他们不清楚富士康是做什么的，班委就把全班的人都登记为到富士康实习，结果学校向每个人收了150元的安置费，用大巴把他们送到了位于重庆西永微电园的富士康厂区，在参加完一个星期的军训后他们就上流水线工作。

　　另一些学生，几乎已经成了“职业实习生”。

　　小惠今年才18，是贵州大方县汇灵职业中学的学生。她学的是酒店管理。去年学校便组织他们去江苏常州一家电子厂打工“实习”。4个月后，每个人才给了2000块钱，最后他们三十几个人走得就只剩下十几个了。“在常州的工作，学校里说是教学实习，其实去的学生中有学计算机的、学旅游的、学酒店管理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教学，不过就是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罢了。”小惠说。

　　今年上半年，小惠他们去学校报到，本以为开始上课了，谁料到又被拉来了富士康，说是实习半年，半年后回学校参加毕业考试，毕业后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留在富士康。在富士康军训了几天，现在说要送小惠他们去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