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多数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强度、加班时间等，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惟一的区别是：他们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钱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这样的“学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产线，约占30%，在重庆富士康，甚至更高。

　　“学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个初中生在培训几小时后就可胜任的简单劳动。“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学者潘毅说，“国家每年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那么多钱，但学校提供给社会的，却是这类没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如果知识能改变命运，那么，黄夏读技校之后，改变的是什么呢？

　　有两个初中毕业生。甲毕业后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则读了技校(或者职业高中)，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学费学习酒店管理的中等专业技能，一年后，学校组织实习，两个16岁的少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相遇了。他们加同样的班，拿同样的工资。

　　黄夏便是这个“乙”。他几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从技校毕业以后的每一步：进入一家工厂，从事着和专业无关的工作，拿着一份和自己“学历”无关的薪水。读或者不读技校，于他，区别仅在于花没花这一万多块钱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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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夏被称作“学生工”。“学生工”是这样一批少年：自觉读大学无望，又不甘接受“农民工”的命运，于是进入技校或者职业高中学习，企图习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后，便几乎毫无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们的迷惘在于：现代科技下的生产线，已经尽可能地简化了工人所需的生产技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每一个初中毕业生经过几个小时的培训都可以胜任。于是，读技校或者职业高中，几乎变成了一次“奢华旅行”。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目前，黄夏这样一批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的学生工，已经是很多企业的主要劳动力。去年，由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实施的关于富士康的一项调查报告称，根据问卷抽样，深圳富士康很多生产线上的学生工比例大约占了30%。今年，北京大学富士康调研小组对重庆、成都的富士康学生工也进行了调查，认为学生工比例远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