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未成年人监护干预要提升到国家层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早就不再属于私事，而成了公共事务；不再是单纯的家庭事务，而成了与国家发展、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大众事务。一个成熟的国家就应该为孩子提供温馨、安全、有爱的监护监管，通过自身监护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责任意识的强化、监护意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给孩子提供健康环境，比如欧美一些现代监护制度发达的国家，已从“家本位”转向“子女本位”。自家的孩子也是国家的财富，管教自家孩子不再只是“家事”，而要受全社会监督。美国《防止儿童遭受虐待法案》中有明确的“强制报告”制度，即与孩子接触的人员，如邻居、医生、教师、卫生保健人员等，只要怀疑儿童在家庭中可能遭受暴力就可以报告相关机构。

　　中国是一个受封建制度影响深远的国家，虽然诸多法律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管理，不少家庭仍将孩子当成私有财产，监护孩子就是“家务事儿”，如果父母的监护能力不够高，比如崇尚“棍棒教育”等，就容易造成代际关系紧张、监护不力。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过去5年广州儿童死因的监测显示：2008年到2010年，每20个广州户籍儿童伤害死亡事件中就有7例发生在家庭，占35%，比公共场所地点儿童伤害死亡事件的发生率高出一两倍，暴露了我国在未成年人监护方面存在较大缺失。

　　1987年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规定，父母死亡或失去监护能力、没有其他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由父母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于不是“强制性兜底”，这种所谓的“法律兜底”总会被强悍的“家务事务观”绊倒，造成监护虚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不良监护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现实中因为监护不力、不良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却很少，影响了社会监护水平的健康发展。

　　所以，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是一种积极的补缺。其一，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干预制度，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监护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发展水平、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见证。日益现代化的中国，需要专业化、法制化的成熟的家庭监护制度和法律保障，只有法律保障到位了，无良父母被及时警告，不良监护受到遏制，安全的家庭监护才能到位。其二，现代化的监护制度必须摆脱“私有”和“家务事儿”的传统认知，将其提升到社会化、国家化的层面，任何监护不力的行为不仅要受到司法制裁，还应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举报。正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说，“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这样做不是为了剥夺亲权，而是通过为未成年人设置法律底线，对类似行为起到震慑作用”。让温馨监护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责任，成为社会常态化底色。其三，国家建立未成年人监护中心之类的公共机构，通过社工、义工等公益服务，解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后未成年人无法、无处安置的问题。全社会多管齐下，堵上监护不力的漏洞，提高监护水平。（刘克梅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