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后4%时代——

　　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基本教育投入制度

　　不可否认的，4%的实现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是否有突击的因素在里面，还需要冷静思考。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从土地转让资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教育，但是我们知道，土地财政是不稳定的，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很大，未来，这种投入方式是否能够持续？从这个角度看，后4%时代，如何保证教育投入的持续，仍存在隐忧，更呼唤一个长效的教育投入机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陈晓宇提出这样的观点。

　　“如果把财政性教育经费比喻为水库，那么，今后的重点是确保继续往里面灌水呢，还是要重新规划和监测沟渠的设计和水量分配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提出警醒，要认真思考目前教育投入的是否合理与可持续，以及在未来如何建立一个更为科学有效的基本教育投入制度。

　　曾晓东认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是总量估计的结果，本身并不涉及投入和支出机制。在我国GDP增长迅速的背景下，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政策影响力，是社会对教育重视的结果，也是我国各级政府成功地使用政策协调和社会动员的结果。达到4%以后，如果持续使用行政力量替代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不仅会产生机制效用衰退现象，还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要素的不合理配置。

　　曾晓东认为，在我国以往的教育事业发展中，行政力量通过社会动员和确定教育发展目标，成功地实现了对尚不成熟的财政制度的替代。然而，暂时性的替代不应也无法成为永久性替代。在支出达到GDP4%之后，还需回到稳定的教育财政制度建设和财政充足的原则上来，不断淡化对各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否达到4%的审核。更要不断追问，各省应为民众提供什么标准的教育服务。

　　“教育部门如果不能在短期依赖‘确保战略’的同时自觉打破对‘确保机制’的依赖，就会在未来十年逐步丧失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曾晓东指出。

　　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也建议，要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需要建立健全教育财政制度，以制度保障政府教育投入，避免投入的随意性。

　　“经我们以2009年各省（市、区）数据的实测发现，有14个省人均GDP指标排位与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位次严重错位，其中相差5位以上的有12个省。”周洪宇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启用“生均教育经费指数”（生均教育经费与人均GDP之比）考核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以此约束某些地区人均GDP大幅增长、排位靠前、但各级教育生均经费长期摆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