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展厅，与浩瀚“书海”相对应的，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起居用品。玻璃橱里，一只破旧不堪的公文包引人注目。

　　这个公文包是钱学森旅美期间参加一国际会议时由会务组馈赠的。1955年钱老归国随之将其带回国内，因长年使用，公文包的边沿经多次缝补，出现了松断的线头，在包的两侧还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但钱老仍不舍得丢弃，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个公文包，手柄换了又换，陪伴他40余载，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日日夜夜。”在上海交通大学日前举行的“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钱学森图书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吴旦说。

　　事实上，淡泊名利、拒绝名利的故事终其一生，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钱学森曾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展览上，有一张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照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就住在这里。1960年，他从这里搬进航天部大院，从此再也没有动过。

　　回国后，钱学森还把在杭州、上海的几处房产，都捐给国家；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致信中科院力学所领导，主动请求调整级别工资时降低自己的工资。

　　钱学森用那本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出版获得的不菲稿费，给中科大力学系农村来的孩子买计算尺的故事，同样传颂至今。有的同学还把这把跨越近半个世纪、见证师生情谊的尺子珍藏身边。在他们中走出了近十位院士。

　　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但是，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

　　与今天备受社会诟病的一起起“院士争夺战”有些不同，在钱学森图书馆存留的书信显示，1988年至1992年，钱学森两次致信中科院，请辞学部委员（院士）。

　　他也一直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他曾坚定表示，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其成就应要归功于集体，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事情。

　　1991年，退出一线工作后，钱学森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

　　面对甚嚣尘上的不正之风，钱学森曾对秘书感慨，唯有洁身自好，不沾染一点淤泥。

　　科学与艺术的联姻

　　2005年7月29日和2009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钱学森用自己的一生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钱学森曾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北师大附中校长刘沪在教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介绍，钱学森曾经在北师大附中校园学习、生活了10年。

　　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制作标本，钱学森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学森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刘沪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对此总结，钱学森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学森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4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