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民工的子女时，一幕幕情形让我们感到揪心：12岁的陈其国因交不起300元的借读费而黯然辍学；小姑娘唐静捧着变味发馊的饭盒向往“有菜有肉”的公办学校食堂；小刘阐怯生生地向学校教务处的每一个老师解释：我爷爷现在交不上学费，您先让我上课，过几个月一定补上……

    同样是孩子，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农民，在受教育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上，从起点上他们就远远地落在了城里孩子的后面。

    “如果在起跑线上就不公平，农民工子女一辈子都谈不到公平！”

    “我们学校学生早就招满了，你们下学期再来吧！”

    2月17日，从安徽金寨来北京的张女士带7岁的女儿到丰台区大成学校报名，被学校保安拒之门外。

    “我们首先要保证北京市的孩子就学。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他的户口所在地，国家把他的经费拨到户籍地学校去了，到我们这里借读，200元借读费连套桌椅都买不下来。借读学生增加，教师的劳动增加，但经费没增加。我们已经承担的压力太大了，除非教委给我们盖房子。”一位副校长这样向记者解释。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陵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农民工子女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

    户口，这个一直困扰着他们父辈的难题，如今又严峻地摆在农民工子女们面前。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王民养说，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但是，根据北京市财政局的统计，北京市每年都对农民工子女就学予以教育经费补助，以西城区为例，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约有3000人，以每个孩子的教育成本为3000元计算，西城区财政要出900万元。这样一来，北京市教委规定的200元至500元借读费根本不足以弥补这项开支。

    北京市财政局一官员表示：“900万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文件说是说，实际上真正落到实处还得有一定时间。各地情况也不一样，财政收入相差很远，一点一点来吧。”大成学校的那位副校长说。

    不过，孩子们的时间是不能等的，他们在一天天长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如果在起跑线上就不公平，农民工子女从小就享受不到起码的受教育权利，那么，他一辈子都谈不到公平！”

    在漂泊的学校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继续学业……

    新华社记者以外地生源家长的身份来到杭州市西湖区长桥小学，为在老家的孩子办理借读。学校教导主任说：“你的孩子是超出班级名额的，现在又不可以明收赞助费，你就买个乒乓球台、篮球架或者空调之类的，1000元到2000元钱左右吧。”

    校长的回答也许更“便民利民”，他告诉记者“直接把钱拿过来就可以了”，但“你们要写一个条子，就说是你们自愿捐的这笔钱”。

    当然，并非所有的公办学校都这样。但是，公办学校的门槛在大多数农民工看来，实在太高。要进入城市公办学校，通常需回老家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没有监护人、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等，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公办学校报名。

    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看来，是程序合法但客观实际不合理。他说，对一个农民来说，办这些手续，既要花钱、花时间，又要托人情，还可能受到各种各样的冷落和刁难。

    记者在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采访时获得一组数据：北京市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少年大约有24万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子女，其中大约18万就读于公办学校，近6万人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目前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已通过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大约有10来所。

    以10来所学校的容量来考量，6万名农民工子女这个数字显得过于庞大了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子女流入了“非法”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都有过转学的经历。因为公办学校门槛高，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收费较低的民办民工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这样的学校绝大部分都戴着“非法”的帽子——没有办学许可证，经常不是被驱赶就是被关停。

    在漂泊的学校里，农民工子女跌跌撞撞地继续着他们的学业。

    学者呼吁：警惕农民工子女心理“边缘化”倾向！

    “蜈蚣！”42岁的薛全礼操着浓浓的豫东口音帮女儿补习普通话。女儿第一天上学回家，没有早晨送她上学时的兴奋，蔫头耷脑坐在屋角不说话。一问，原来同桌小朋友文具盒上的蜈蚣被她说成了“龙公”，这个在老家完全没有异议的叫法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结果，开学第一天，小姑娘便得了一个豫东口音的绰号：龙公。

    这是一个“有幸”到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所遇到的尴尬。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乡下来的孩子，在大部分是城市孩子的公办学校里，独自品尝着那一份孤独、自卑和尴尬，以及城里孩子对他们的陌生和不理解，甚至还有歧视和欺负。

    来自同龄人异样的目光，让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时刻感到沉重的压力。

    培培在北京市一所公办小学上五年级。她聪明伶俐，成绩优异，但是年年三好学生评选，她都榜上无名。她不服气：“我学习比他们好，表现比他们好。评不上三好，就因为我是农村的吗？”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很多学校做不到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

    对此，王春光表示，要警惕农民工子女心理“边缘化”倾向。他说，农民工子女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城市孩子的种种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这种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学时，在学校黑板上写下的题词。

    但愿他们能够真的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同一片蓝天下生长，享受同一片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