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联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

　  这一调查历时7天，由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向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131份，其中有效问卷125份。

　  调查显示，73名受访者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占受访人数的58．4％。43名受访者最希望能“降低收费标准”，占34．4％；17人希望能“有供农民工子女的专门学校”，占13．6％。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陈光金表示，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人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这位专家表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给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语言带来了莫大影响。

　  调查同时显示，78位受访农民工表示，通过“朋友介绍”为孩子在城里联系学校，占62．4％；16人表示“从媒体报刊获悉”有关学校信息，占12．8％。只有5人表示“向城市教育部门咨询”，2人表示由“家乡教育部门推荐”，1人表示“学校主动上门”，分别占4％、1．6％和0．8％。

　  陈光金认为，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调查显示，收费高、没有城市户口，是农民工子女求学路上的两大“拦路虎”。

　  调查表明，有46名农民工子女，曾经因为父母务工地点的变化而被迫转学。其中转学1次的有10人，转学2次的有12人，转学3次或3次以上的有24人。

　  在回答子女在城里求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54位受访者表示是“费用太高”，占受访总数的43．2％；46人表示是“没有城市户籍”，占受访者的36．8％。选择“住处附近没有学校”、“受城里人的歧视”、“毕业后拿不到毕业证”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16．8％、6．4％和4．8％。“我本来准备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但因为不是南京户口，我找的一所学校每学期竟然要8000元的赞助费，另外还要交这费交那费，最终还是没有去。”在南京市打工的罗阳告诉记者。

　  陈光金认为，进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订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这位专家强调，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像公办学校一样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两者不在一个起点上。民办学校所收取的费用一定要用于自身教育设施的改善，不能挪作他用。

　  调查同时显示，有20名农民工表示孩子在上学时曾“遭受到拒绝”，7人表示“做了很多努力学校才接受”；有19位受访者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但不严重”，3人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情况比较严重”。

　  调查问卷还表明，77．6％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孩子“学习成绩一般”或“成绩不好”。

　  81名受访者表示孩子在城里学习成绩“一般”，16人表示“不好”；表示孩子成绩“好”和“很好”的有27人，占受访者总数的21．65％。

　  调查同时表明，88名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或“不一定”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占受访总数的70．4％；只有13人表示“每天都能”辅导孩子学习，占受访总数的10．4％。

　  调查显示，81名农民工表示，孩子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占受访总数的64．8％。只有5人表示，孩子在重点学校就读，占受访人数的4％。

　  尽管绝大多数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简陋，仍有111名农民工家长对目前孩子上的学校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占受访人数的88．8％；表示“不满意”的只有10人，占8％。“小孩只要听话，知道尊老爱幼就行了。我整天忙，没有时间想太多，学校的质量也就不管了。”今年33岁的王克文来自江苏宿迁，以帮酒店洗台布为生。谈起孩子的教育，他无奈地说。

　  陈光金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所以往往是走一步算一步，因而对孩子的成长和学校质量的要求大多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