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个黑板和我们用的一样吗？”在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为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办的培训班上，一个老师好奇地走到讲台上，摸了摸墨绿色的玻璃黑板。“不一样。”这个社团的负责人安紫理解他的意思。“玻璃黑板是不用涂墨汁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实际上，在不少学校已经用上电子教学手段的时候，玻璃黑板对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来说，还好像一个来自外星的东西。“这并不奇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说。如同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一样，学校的老师也是来自方方面面。

　  陆金礼是新世纪实验学校的创办者，也是学校最早的老师。当年高考失利后，他来到北京打工，小生意倒是做了不少，做的时间最长的还是菜农。尽管没有教学经验，陆金礼认为自己胜任小学教师还是绰绰有余。“一加一等于二还不简单？！”他说。

　  与有教学经验的同行相比，陆金礼没什么优势；但与更没有经验的同行相比，他还算是可以的。

　  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最早在北京是干力气活的，后来看见周围的老乡纷纷办起打工子弟学校，他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当起老师。这位校长对教育什么也不懂，没事就请教自己的老乡，甚至从出卷子到批卷子都要麻烦老乡们。后来他的学校办不下去了，便给老乡打了个电话：“我到你那里去当老师吧！”

　  当年由于条件限制，公开招聘教师在打工子弟学校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不少校长看来，与教学水平相比，亲戚和同乡的可靠性是最重要的。因为学生的安全性高于一切。

　  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1998年9月，在该校的31名教师中，1／3以上的老师是办学者从家乡招来的亲戚和同乡，还有1／3是熟人介绍来的。在一些比较小的学校，教师大多是办学者的亲戚、同乡。而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大多都没有教育经验，是半路出家临时操起教鞭的，因此流动性也相当大。“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中存在着大量门外汉，教学质量当然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要招到并留住较高素质的人才，就要提高教师工资，而提高教师工资又减少了办学者的利润。对办学者来说，利润是第一位的，教师的好坏无关紧要，反正是小学生。在这里，经济动机压倒了教育的要求。”有关部门的题为《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这样总结。“我们更像一个大保姆，教孩子认字，看着孩子不出事。”一位校长苦笑着形容自己的定位。

　  尽管很无奈，在当时更多的孩子面临着失学的情况下，有学可上的要求高于一切。

　  而环境也在发生变化。2003年以后，政府对打工子弟的态度越来越明朗。3年前，在北京，只有两位教师的学校还有20多所。随着学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打工子弟学校开始在师资力量、开设课程及学校的硬件方面做文章，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教师的人数也在增多。据保守估计，北京市郊周边有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队伍不少于2000人。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任永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走访了北京13所打工子弟学校的249位教师，对师资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毕业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师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曾在公立学校任职的教师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教师的待遇从原来的一个月300元左右上涨到如今的500到800元之间。在调查的13所学校中，师生的比例在1∶23～1∶30之间。一所300人～400人的学校一般有十几名教师；800人～900人的学校有30多名教师。

　  不少规模不小的打工子弟学校对自己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陆金礼的学校为例，原来招聘教师高中、幼师毕业就算不错了，可如今这一门槛被提高到了师范类学校毕业有相关教学经验。易本耀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要求同样也很高。

　  这种变化同时来自家长的要求。位于北京大兴区的行知学校尽管只有两年半的办学时间，可学校的老师全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去年年底，学校从西红门搬到黄村，搬来不久附近两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几乎全部转到这里。“以往家长都是被动选择。一旦有更优质的资源，家长肯定愿意去好的学校。”该校黄鹤校长说。

　  尽管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变化，但是教学质量不高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位校长告诉记者，他认识的校长宁肯花大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学校读书。

　  史柏年教授所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从2001年开始，为打工子弟学校办过3期教师进修班。每期100多个课时，帮助他们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和教育法规4门课程。在他看来，这些学校以老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们更习惯传统的教育方式，喜欢管学生，喜欢听话的学生。“这不行啊！”陆金礼呼吁。他说：“我们是在办教育，不是在放羊。我们现在做的是看见孩子在文盲边缘徘徊，把他们拉了过来，教他们认字。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