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降低，部分可由城市化水平和城乡人口素质的变化解释。与美国的黑人问题不同，中国农民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城市化进程会导致农村学生减少。《南方周末》引述刘云杉的研究，称1978至1998年间农村背景的北大学子约占三成；2000年至今，该校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与此同时，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82.1%下降到了2008年的54.3%。考虑到农村人口基数的下降，北大农村学生的缩减幅度并非那么急剧。何况，城市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选择性的人口迁移过程。优秀人才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便会拉大两者的人口素质差距。大学毕业的农村学生大多留在城市工作，他们的孩子应较乡下同学的孩子更有可能进入大学。这些城里的“农二代”已经享受到父辈向上流动的好处，只是宏观统计数字反映不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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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全国城镇人口入户调查资料，北大教授丁小浩的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考生的入学机会，如单位领导或专业人员子女进入一线院校的几率数倍于工农子弟。清华大学刘精明教授利用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也发现中上阶层在大学本科教育方面的机会优势成倍扩大。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也是导致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成因。天津学者朱迎春和周志刚引述的资料表明，在师资、校舍、图书和实验仪器等方面，农村中小学均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的学校。增加农村教育投资，资助农村贫困学生，已是老生常谈，笔者不必再强调。2003年后，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农村教育工作。这些措施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效果，恐怕要十年后才会显现。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有些评论家热衷于短期见效的政策措施，如专栏作家薛涌两年前就提议———应按人口比例录取农村考生，以保护他们的升学机会。假使重点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我们岂非明年就可以实现教育公平了？然而细作分析，此法殊不可取。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重较低，直接原因在于他们中的高分考生不多。因此薛涌鼓吹的“配额制”只有通过降低农村学生的分数线，才能保证按人口比例招生。这不仅制造了对城市考生的教育歧视，以一种不公代替另一种不公，也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差异。据2005年教育部某课题组的研究，山东省的人均教育投入自东向西呈逐渐递减，东部经济发达的E县高于西部A县3。7倍。如果我们不顾具体情况，在山东境内搞比例配额制，E县的农村考生就会大占便宜，而他们并非来自真正的贫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