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方面是高考这一“世之公器”逐渐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另一方面是越来越显著的阶层固化趋势通过高考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总体而言，上位阶层在攫取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其子女也更容易通过“拼爹”抢占优质教育和就业资源，从而获得了更多、更轻松的进阶机会，寒门子弟的上升渠道则相应缩窄。

　　究竟是寄生于高考的种种制度性不公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还是阶层固化导致了人才选拔制度的种种瑕疵，这恐怕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命题。二者其实互为因果、彼此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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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高考与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有许多相似内核。而决定科举兴废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其推动阶层流动的作用如何。科举制肇端于隋唐，成熟于赵宋。进入明清，当权者利用科举提拔子弟、安插亲信的情况比前代严重起来。平民入仕比例在明初达到一个短暂的高潮后，往后至清代便一直呈下降趋势，以致当政者不得不想出“官民分卷取士”的办法加以矫正。学者张仲礼认为，科举制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权有势者更为有利。在中国古代，没有公共的教育制度，学生读书要延聘塾师，或入私塾。但穷人不可能承担多年读书和应考的费用，大部分贫穷人家需要儿子务农，无力供养他们长年读书。许多“捐纳”(用钱财买官)者能获“实授”(马上授予官职并赴任)，而许多由“正途”(考科举)得官阶者欲获实授，却要候补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高考与科举制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当社会中的人才资源达到足够稀缺程度时，人才选拔中血缘、门第、财产、特权等先赋性因素便被最大限度剔除，其公正性得以凸显，社会纵向流动也更为频繁；而伴随着利益集团逐渐壮大，在公权部门缺乏均衡配置资源意愿的前提下，个体在阶层间向上游动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目前之状况虽不至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社会复活，但当权力、资本、教育等资源的可继承性长期被考试制度所承认和强化，“累世公卿”、“簪缨世家”以新面目再度出现，则社会分裂将不可避免。

　　因为穷所以穷，因为富所以富——当如此逻辑成为潜规则时，制度修正已迫在眉睫。清理泛滥的加分政策、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行为、打破高等学校录取的地域壁垒——虽然相对于改善教育投入不均衡状况而言，这些属于皮毛之策，但也只有人才选拔制度率先实现最大限度的机会均等，“穷孩子的春天”才不会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