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6日《重庆晚报》)

　　尽管如今社会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也在增多。但客观地说，对于农村的孩子，高考依然是改变其命运的最根本途径。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除了通过高考改变身份之外，只能以打工的方式接触城市——当然，还有其它的方式，但都是“非主流”的。而农民工从来都是一个尴尬的身份，非工非农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既难回乡、又难进城。

　　所以，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还是高考。高考对于他们不仅是一次人才选拔机会，还是一次命运改变契机。事实也是如此。在恢复高考之后，无数人因为高考而实现了命运的改变，而这些人中很多就是那些世代为农的农村孩子。如果没有高考，也许他们的命运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依然辛苦地在田间劳作，或者带着无限的憧憬和羡慕在城市打工。

　　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降低，首先意味着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在下降，在现有的考试规则和选拔模式下，他们的竞争力比不过城市的孩子，比不过过去的前辈；其次，是农村孩子的就业能力在下降，众所周知，就业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事情，还与其家庭的社会资源有关，当农村孩子自身的文凭不过硬，而家庭又帮不上忙时，其实际就业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对“知识改变命运”认知的破灭——现在的农村，有多少家庭还单纯地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太多没有找到好工作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村大学生，让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产生了动摇。在就业难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期待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可问题是，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却越来越大。于是，在农村孩子身上出现了这样的循环：考不上重点大学，找不到好工作，成为负面的典型，更多的孩子被期待考上重点大学，更多的孩子考不上重点大学。

　　更广泛地看，就会发现，难考重点大学只是农村孩子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农村的教学资源和升学待遇难与城市相提并论，他们接受的教育质量相对较差，得到的待遇相对偏少；在就业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在单枪匹马地硬闯；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买不起房，因为他们没有家底可以付首付，结果只能在飙涨的房市中，被远远抛下。这些问题会带来挫败感，会让人产生焦虑。人民日报所列举的三重焦虑：就业焦虑、身份焦虑、财富焦虑，在农村出生的人身上更为明显。

　　所以，在观察农村孩子考重点大学越来越难时，应该有制度的视角和权利的视角。从本质上说，农村孩子难上重点大学，不过是一系列权利不对等之后的结果，也不过是权利不对等的表现之一。除了这个现象之外，还有更多的类似现象需要警惕。此时，单纯地强调“知识改变命运”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单纯地强调奋斗改变人生也失去了励志的价值。这时，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带来信心，只有权利保障才能注入动力。当权利保障越来越完善，当每个人的际遇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时，人们才会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觉得自己的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