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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公共资源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不少人士就凭直觉认为是个保守数字。虽然社科院将中国城市的“合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但是年收入达到1万元甚至2万元的人士,恐怕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可这类已被视作穷人的群体却游离在统计之外。
贫困标准线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收入群体有权享受社会救助的福利,这不仅关乎利益博弈,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贫困线过低,应当得到救助的人群就被我们抛弃,折射的是社会的不义;如果贫困线过高,不该享受救助的人群却侵占了公共福利,体现的是社会的不公。
针对贫困人群,通常有两种扶助手段,一是直接资助,比如发放低保金;二是间接资助,也称为造血式扶贫,比如在贫困山区发展项目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问题等。争议贫困线的高低,目的就是要让适合的弱势人群获得两种手段的扶助,这是无可指责的。需要追问的是,时下的扶贫理念是否存在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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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一期《南方周末》报道,“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同样,城市中的普通家庭的子女也难以进入一流的高校。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底层的个体命运有固化趋势,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投入总体上遵循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农村地区的硬软件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少年无论在高考笔试还是高校自主招生中的面试环节,往往都无力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而同在城市,教育资源也是不均衡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学校,成绩排名靠前或者有权钱作为背景的孩子才能进入。但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输给了富贵阶层,“天价幼儿园”不是普通工薪阶层所能承受的。
国家之所以要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的公共福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可是,不均衡的投入模式,优质的公共资源反而被强势群体所抢占,这就违背了征税的初衷。
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仅针对贫困个体而开展扶贫工作,因为公共资源不均衡所限制,这些贫困个体也难以脱离贫困状态,甚至会将贫困复制给下一代。 (南方都市报 伍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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