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

　　一定是能够流行的文化

　　在当今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乃至文化国力的竞争中，流行文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软实力无处不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其流行文化承载着美国价值观行销全球各地。约瑟夫·奈高度评价流行文化对美国软实力的意义，他借用诗人卡尔·桑德堡的话表达自己对流行文化软实力价值的肯认：“好莱坞虽不如哈佛纯净，但不管怎样，触角伸得更长。”在他看来，正是承载着“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反对墨守成规、多元化、自愿、以民为本和自由等特征的价值观”的流行文化，塑造了美国“令人兴奋、具有外国情调、富饶、强大、有吸引力、引领潮流——处于现代化和创新的前沿”的形象，发挥着“虽无铁链但却束缚人心”的作用。约瑟夫·奈坦言，“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帮助美国达到了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如“二战后欧洲民主的重建”以及“获取冷战的胜利”。他还形象地描述了此中流行文化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前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压路机也不会管用。”当然，我们强调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流行文化的重要性，与约瑟夫·奈的立论出发点明显不同。但其对流行文化与软实力之间关系的阐述，却启示着我们高度关注流行文化的软实力意义。然而，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吸引力还极其微弱。2008年上半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美国6个国家的有关调查显示，被调查国家的公民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平均值在7.8至8.6之间，但对中国流行文化吸引力的评价，平均值却跌落到了5.5至6.4之间。文化软实力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启示我们，在当代中国，如何推进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对接，如何繁荣发展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流行文化，从而增强主流文化的流行性、大众性，是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

　　一定是转化为民众素质的文化

　　作为人的创造的文化只有为人所掌握的时候，才会获得展现其力量的根据；为文化所武装起来的人越多，文化所能够生发的力量也就越大。文化之成为软实力的一切要素，都只有通过具有相应素质的“人”才能够得以点活，成为有效的要素。因此，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关键在其国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古往今来许多大国的兴衰，都演绎着这样的道理。英国学者S·A·M·艾兹赫德曾将公元1650年至1833年之间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概括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成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之间就已经存在着巨大鸿沟”。作者用来解释“中国的相对停滞”和“欧洲无法阻挡的生机与活力”重要角度之一便是教育——识字率。他指出：“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欧洲西北部，见证了文化教育从城镇到乡村的突破，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的拓展。”但18世纪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文化能力的退缩，从乡村向城镇萎缩，从普通大众缩小到精英阶层。中世纪时，中国由于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由于新儒学和像杭州、苏州、泉州这些大都市的发展，在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方面都享有难以匹敌的比率……但到了19世纪，中国的识字普及率在城镇下降到50％、在乡村下降到25％，就算城乡人口之比是1∶4，有识字能力的人也仅占总人口的30％。这一比率远远落后于1800年英国的平均水平，英国当时的情况是67％的男性、51％的女性都接受过教育。”显然，作者是将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作为其分析中国国力及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变化的重要角度。在近代中国，“文化能力的退缩”不断加剧。当时间从公元1800年再推进100年之后，梁启超更是以悲怆之笔记述了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并从这种“退缩”中探寻“中国积弱之源”：“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作者不得不悲叹，“以此而处于今日脑与脑竞争之世界，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天下之险象。孰有过此者也！”中外两位学者将文化能力与国力紧密联系的深刻分析，至今仍给人以震撼性启示。更加关注教育发展，更加关注文化民生，大力培育民众的文化素质，文化软实力才有牢不可摧的深厚根基。

　　（沈壮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