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他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文、理、工学科的论文考评体系趋同，例如因基础学科的文献被引用的机会多于应用学科，使得生物等基础学科的影响因子比化学工程等应用学科多近10倍。

　　“发表一篇影响因子很高的论文，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现金奖励，在评职称等方面更是好处明显，这种现象在不少机构和单位存在。”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张雄教授说，“不是说发表论文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科研评价机制需要更完善、更科学。”

　　“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引用次数等都是重要参考因素，但并不代表全部，研究性质的不同，发表论文的情况也不同，有的科研工作者可能潜心研究多年才有成果，不能强求他在多少时间内就要发表多少篇论文；有的项目更主要成果是推出的创新产品，要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全国人大代表褚君浩院士说，“日本就有科学家没有发表文章却获得诺贝尔奖的

　　事例，我们现在有的科研工作者为了论文而论文，粗制滥造甚至代写、抄袭数据等，这些都令人痛心！”

　　“在发达国家，与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办法由政府制定，具体评价工作一般都委托给专门的属于中介组织的评价机构，由第三方专家们去进行。”蓝闽波委员补充说，“我国应该充分发挥科技组织在科技评价中的作用，实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科技评价方法，让科研人员从过度竞争的格局中解脱出来。”

　　处方三：完善科学正向的奖励分配机制

　　“李连生事件，对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是当头一棒，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褚君浩代表说，“除了取消学术造假者的一切荣誉和奖励外，我们还要尽快完善科学、正向的奖励分配机制，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包括同时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医生等都能静下心来全心全意工作。

　　褚君浩说：“申请到一个项目提成多少、发表一篇文章奖励多少，类似这些‘计件制’的奖励方式，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科研体制机制的完善，应该逐步减少这些奖励，增加科技工作者们的固定收入，对于确定的科研平台给予固定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表示：在科研院所、高校等开展薪酬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了十几年的教授，年薪可能只有5万元左右，能从科研经费中按比例提取大额奖金的诱惑，使得我们的专家、教授如脱缰的野马满天飞，找课题、接项目，本职的工作无暇也不愿去好好地开展。”他建议，科研工作者的收入和科研经费基本脱钩，给予科研工作者固定年薪和津贴，保证他们能体面地生活、工作，创造一个潜心科研的大环境。(记者仇逸、许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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