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失去了一次机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当研究生，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LiseMeitner，1878-1968）学放射性物理学。王淦昌终日沉浸在实验室里，往往一工作就到深夜，而实验室的大门十点钟关闭，所以他有时只好翻墙回到住所。在这期间，王淦昌听到玻恩等知名物理学家的讲演，从中吸取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法，了解到物理学前沿的许多最新发现。

　　这时候正值发现中子的前夕，一个难得的机遇来到王淦昌面前，1930年的一天，王淦昌在柏林大学听到了有关玻特和贝充用放射性钋所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得到很强的中性辐射的报告。当时实验者解释为γ辐射。这个报告给王淦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脑子里引起了疑问。他想，γ辐射果真有那么强的穿透力吗？如果改用云室做探测器，有可能弄清这种辐射物的本性。他在报告会后两次找迈特纳，建议用云室研究这个问题。可惜都被迈特纳拒绝。两年后，当英国的查德威克证明这种中性辐射物正是卢瑟福预言的中子，并且公布了云室的证据时，迈特纳只好对王淦昌说：“这是运气问题”，如果王淦昌当年有更好的条件，导师能积极地支持他的见解，如果他自己坚持，百折不挠地通过其它途径去争取实验条件，也许会改写中子的发现史呢！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王淦昌作为一个刚登上科学殿堂的研究生，身处异国，毕竟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1932年和1933年，王淦昌先后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论文，一篇是关于连续β射线谱的研究，另一篇与迈特纳联名，是关于γ射线的内光电效应的，也涉及β射线谱，1933年12月19日，王淦昌完成了博士论文，他采用盖革一耐勒计数器测量β射线谱，比别人的实验结果要精确得多。不久，意大利的费米发表了β衰变理论，在建立这个理论的过程中参考了当时有关β谱的许多测量结果，王淦昌的工作可能对费米有一些参考价值。

　　三、抗战期间提出重要建议

　　1934年，王淦昌回国后应聘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后转浙江大学。王淦昌在这两所大学都致力于近代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对加强我国的科学研究基地发挥了作用。当时王淦昌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是最年轻的教授，他以广博的学识，诚恳待人的性格，得到了师生的爱戴，大家常称他为：“baby professor”。

　　1937年5月23日，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到杭州访问，王淦昌与之见面，并在陪同游览的过程中，讨论了有关原子核和宇宙线等问题。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内迁，在流亡途中师生历尽艰辛。王淦昌和大家一起，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验和教学。他非常关心学生，经常以自己有限的财物接济穷苦学生。他除了开出近代物理课以外，还讲过“军用物理”，在讨论课上介绍重核裂变的新发现。在教学之余，他曾试图用照相方法寻求核裂变产生的核径迹。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贵州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较安定。在这以后的五年中，王淦昌和师生一起，有了一段稳定的教学和研究。王淦昌在这个时期作出了一项重大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这就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中微子是泡利（w.Pauli）在1903年为解释为什么连续β射线谱中能量会有差异时作的一个假设。随后，费米提出β衰变理论，进一步肯定了中微子的存在，但直到1941年还未有任何实验找到确凿的证据，证实有关中微子的理论预言，因为中微子本身不带电，无法直接测量。

　　王淦昌一直关心这方面的进展，在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写出了一篇短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杂志，题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使探测中微子成为可能。论文发表于1942年1月，不出两个月，美国的阿伦（J.S.Allen）就照着王淦昌的方案初步得到了肯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