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我被录取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第一届学生，我高兴极了，从上海抱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踏入清华大学校园，首先看到的是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那时候的清华大学，校园没有现在大，大约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学校周围是宽阔的庄稼地和乡村农舍，清华大学巍然矗立其中，有如鹤立鸡群，非常突出。清华校园绿草如茵，树木葱翠，五颜六色的、我说不出名字的花儿，围绕在各种建筑物的四周，那活泼舒适的体育馆，精致幽雅的图书馆，宏伟壮观的大礼堂，严肃坚固的科学馆，更是令我神往。我生活在这个林园似的学校里，感到无限的幸福，并不由自主地萌生了一种自豪感。我从常熟家乡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觉得好像进了天堂，这回更是从天堂走到了另一个更美丽的天堂。所以“清华学堂”在我心目中实际上是“清华天堂”。

　　进了清华，第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陶葆楷同学给我的帮助。他是留美预备班的学生，比我大一二岁，比我早几年进校，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我、照顾我，我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他时常对我说：“我们将来都要离开学校的，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某单位、某部门工作，除了有丰富的学识之外，还要有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才能把你的思想、你的知识更有效地传播给别人。”他鼓励我学讲演。最糟糕的是我在中学时只爱好数学，不注重国文的学习，不知讲演稿怎么写，他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做笔记，如何写稿子，如何讲演。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摸到了“门”。后来我能够比较流畅地写学术论文，写讲义，在给学生讲课或和同事们交谈时，常爱带几分幽默，这都与他当年对我的帮助分不开。

　　在第一年普通课程的学习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我在中学时从没接触过化学试验，而在清华大学的化学试验室里，各种各样的试验设备和试剂使我眼花缭乱，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喜欢，对各种化学反应都有非常高的兴趣．进了试验室我总是认真地、尽可能多地做各种试验，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试验室时，我才会感觉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充饥。

　　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企孙教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做物理实验，表演伯努利（Bernoulli）原理，即将豌豆放在一个很小的、带有管子的漏斗型上，从管子那头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掉不下来，也没被吹的气冲走。他要学生们解释这是什么现象，我想了想，解释了这个问题，叶教授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上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原来是想学化学的，前面说了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可是在一年后，在叶企孙教授的影响下，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一九二八年，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这时吴有训教授应聘来清华物理系主持近代物理课程．他在教学中尤其重视物理实验，他给我们介绍和剖释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及其结论，如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孙的抛物线离子谱，汤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等等。他特别注重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使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之上。吴有训教授还手把手地教我做实验，那是一九二九年冬天，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吴教授和我一起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到学校甚至到市场上挑选仪器设备，教我做实验的方法。于是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开始，我每天上午九时前将六米长、直径零点五毫米的裸铜线水平地架到实验室外五米高的空中。用蜡杆使它绝缘，用静电机使导线具有负三千伏的电势，由于静电机一般给出更高的电势，所以用变电阻漏电法使它保持在所要求的电势。裸铜线架在空中，直到上午十一时，然后仔细地把它绕在一个线框上。在静电机停止工作二分钟后，把线框放人金叶验电器的绝缘箱内，通过显微镜读出金叶的放电率，同时记录下该天上午的大气压、风速与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气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