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验如果是在夏天倒没有什么困难，最多出点汗，遇到雨天挨点浇罢了；可这是在冬天，整个实验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复进行架线、绕线、观测气象的劳动，遇上恶劣天气更是糟糕。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裸铜线刚刚架上去就给大风刮倒了，但实验还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复与大风搏斗了三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尽，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室内像针刺一样疼痛。

　　就这样持续做了六个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数据和大气放射性的平均值与最高值的按月的变化，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论文。过了若干年，我自己当了教授时，才深刻理解到原来吴有训教授让我做这个题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彻研究北平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和培养他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实验也不能间断。

　　一九三O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论坛) ，在那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还有一件使我义愤填膺、终生难忘的事。那是我刚读一年级的时候，学生会召集同学们开会，学生会主席给我们做讲演，说三月十二日那天，日本军舰侵入我内河，遭到我驻守大沽口国民军的阻击，英、美、日等借口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碟，这是多么无理！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外国人随意践踏，我们坚决维护领土完整……。他的讲演激起了全体同学的爱国热忱，决定联合各大学的学生举行一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那时候我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还动员同学汪如峰也参加，他当时有点犹豫，怕影响学习，我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犹豫什么，硬拉着他也参加了。

　　参加集会游行的人很多，大约有四五千人，除了清华、燕京大学以外，还有女师大等许多学校的学生。我们先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到段棋瑞执政府门前示威（即现在张自忠路原人民大学校址），只见门前和四周站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枪口正对着我们。听见有同学喊：“同学们，他们要开枪了，注意躲开。”也听见有的同学喊：“不怕，他们不敢向我们开枪，即使开枪也是朝天开。”话音刚落，枪声真响了，我以为是朝天开的，可是随着枪声在我旁边的同学倒下了，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我傻眼了，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也倒下了一片，这时人群全乱了，我夹在人流里不知东南西北地跟着跑。一边跑一边找和我同来的汪如峰，没找着，心想莫非他也给打死了，真是对不起他，没想到竟会出这种事，段棋瑞政府不爱国，还帮外国人镇压爱国的学生，真是岂有此理，罪该万死。在气愤和懊悔交加的心情中，不知不觉到了西直门，那里也聚集了许多从各路跑回来的同学。在人群中突然发现了汪如峰，他也同时看到了我，我们见了面，互相拥抱着，庆幸我们没有被白白地打死；而我同班同学韦杰三在这次事件中遭了难，牺牲了。我们亲身经历这场镇压学生的罪恶场面，目睹着无辜的爱国者惨死在卖国统治者的枪口下，内心里对卖国贼的仇恨更深。虽然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但每当我回忆起这个事件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多少年来，人们公认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是当之无愧的，它培养了无数的国家栋梁，在国际上多少学者名人也曾在清华摇篮里哺育成长。我上面记叙的这些往事，相隔已经半个多世纪，可它在我的脑海中始终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觉得我很有运气，有机会考进了清华大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读书，几十年来我始终珍惜这一切。在我后来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实验工作中，一直忘不了老师对我的教导、同学对我的帮助，我也力求以同样的方式、思想、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可是实际上我不如他们做得好，很惭愧，对不起我的老师，也对不起我的学生。（王淦昌口述 李瑞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