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切忌“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一个《纲要》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问题做出解答，每一个教育的问题也不可能因为一个《纲要》就迎刃而解。在今后的落实过程中，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参与过《纲要》起草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说。

　　面对本刊记者“《纲要》实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提问，更多的学者表示忧虑，感到“底气不足”，有的则表示“有总比没有好”。

　　有人担心：“《纲要》会不会在发布后被束之高阁？”理由是：其一，这个《纲要》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比如1993年的纲要，提出的目标有多少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并没有评估过。如果今天这个《纲要》同样不做阶段性评估，不做最后的盘点，不认定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其二，《纲要》回避此前教育改革遗留的重大问题，比如“普九”数百亿元欠债的偿还、高校数千亿元贷款的偿还等。

　　提起1993年的纲要提出的世纪末教育财政投入要达到GDP的4%，至今没有兑现，以及纲要期限内出现若干始料之外的改革(比如高校并校、高校大扩招、费改税对农村教育的冲击等)，参与过国家医改方案起草的余晖说，此次《纲要》跨了3个五年规划，许多事情要下一届政府去做。在下一届政府的执行中，这个《纲要》的权威性、可执行性还有多少，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纲要》不能回避一些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说，比如，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变成现实，需要通过哪些具体路径的构建？要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很容易成为大家说说而已的文件语言，从而出现“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情形。

　　余晖说，“《纲要》应该增加一个‘名词解释’，在医改过程中我提了多少次，医改办接受了我的建议，做了11个名词的解释，最后公布还是没有拿出来。《纲要》也要就政校分开、行政化管理等词的内涵，给各界一个标准化的‘名词解释’，否则任由大家一词各表，达不成共识，落实起来就名不正言就不顺了。”

　　《纲要》“发展任务”部分提出的义务教育“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这项政策强调了许多年，操作中却难有推进。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指出，其阻力就来自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校认为这样做是削峰填谷。高峡认为，靠教师流动解决均衡化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

　　至于《纲要》提出义务教育要“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认为，择校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不公，择校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从1993年国家推出教育规划纲要算起，社会上义务教育的择校现象延续了十多年，少数重点校通过收取择校费，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额收入，从未受到遏制。一个维护既得利益者的错综复杂的潜规则体系，成了少数重点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谋得暴利的“近水楼台”。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意味着要打破这个“利益格局”，注定会受到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顽强抵抗。比如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取消重点中学，却挡不住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继续向名亡实存的重点中学倾斜。一些地方政府解决择校问题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如果未来10年这方面的改革仍没有足够的勇气、耐心和信心，“解决择校问题”的表述就只会是“挂在墙上”的一纸宣言。

　　相关链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