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全面发展”导致“平庸发展”

　　杨东平对《纲要》补充建议

　　建议·教育方针

　　“50版”教育方针该“升级换代”了

　　“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提法是非常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首先必须要形成一个对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教育目标这么一个共识，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目标，那我们的很多具体的改革往往会徒劳无功，甚至是过了十几年、几十年发现还在原地徘徊，所以形成一个改革的共识首先是要形成一个对教育理想的共识。”杨教授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等等的理念还基本是“1950版”的，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基本就没有升级换代过，这个现实是非常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

　　“我尝试着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培养21世纪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或者叫合格公民。合格公民里面少了一个中国的概念。上世纪30年代老一代教育家陈鹤琴曾经提出，这个目标第一个是做人，第二个做中国人，第三个做现代中国人。”

　　变“全面发展”为“个性发展”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学校教育的现实可见，这个目标基本上是难以实现的，不可能在学校就把人培养成一个完人，结果导致“平均发展”“平庸发展”。而结果普遍培养出的是一种被人称之为“老实听话、本事不大”的学生，这跟我们过于强调全面有很大的关系。

　　他建议：新的培养方针应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

　　变“素质教育”为“生活教育”

　　我们针对应试教育严重的弊端提出了一个素质教育的理念，但是在这个理念产生之初，教育界内外就有很多争论。因为这个概念从教育学理论角度讲是很不完美的，很难翻译成英文，当然它的针对性是很清楚的。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五四一代”的教育家，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实际上他提出的教育理论可能是比素质教育更严格、更科学、更现代的教育理论，就是“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它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书本和经验相脱离；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问题。它不仅仅回答了如何教、教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教育和生活的关系、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如果用生活教育来取代素质教育，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建议·教育制度

　　取消重点校解决“上学难上学贵”

　　2005年，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讲了一句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教育体制的问题。杨教授说：“中小学生已经成为压力极大的考试工具。小学生日益沉重的学业负担又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重点学校制度和择校收费制度。这就是所谓‘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杨东平表示，由于有了学校差距，又没有公平的录取制度，结果学生入学就成了家长的金钱能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这是最大的不公平，这是赤裸裸的用金钱和权力来交换学习机会，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完全说不通的。择校费的存在又加剧了学校差距的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放任教育不公平学生将苦海无边

　　杨东平认为要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规范政府行为，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法执教，依法办学，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府要有所作为，如果放任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学生就苦海无边了，政府应依法办学，按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取消学校差距，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取消择校收费制度，这些乱象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些也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第二，清晰界定教育部和大学、教育局和中小学是什么关系。政府就是教育方针、教育规则的制定者和教育资源的保障者，尤其是义务教育。但政府不应该直接办学，而是要依靠校长、教育家来办学。政府要有所不为，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才会出现多样化的、比较生动活泼的教育局面。

　　建议·监督保障

　　依法执教需要“政府问责制”

　　建议建立依法执教的政府问责制，限期治理一些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教育部在成都召开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场交流会上，教育部已经提出一个限期治理的目标，当时提出来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做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现象大大减少等等。这是2006年提出的三到五年，现在已经过了第三年了。我们的政府责任究竟履行的怎样？还需要花多少时间改变？还是永远不可能改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记者 胡春艳）

　　相关链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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