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1966-1977）农村教育主要服务于从“文化”上巩固政权。文革十年，只讲“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批判“全民教育”。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令，《人民日报》关于“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及“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学生不会答题挨批评自杀”的宣传，使农村教育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场。为了安置城市青少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民成了教育的主体。加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与公社一夜普及中小学，使农村教育（从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到非正式教育）在组织上被高度重视，规模上迅猛扩大，形式上花样翻新；但其目标、内容与方法已背离教育规律。当教育工具论强调到极至，共和国教育己被异化。
这是一段值得总结、值得反思的教育发展史。
教育的本质是通过育人塑造未来。教育的本体功能是育人，它首先体现在促进人的成长、发展上，教育的其他功能都要以此为基础、为中介，即通过育人来实现。而教育的“工具性”与“功利性”只偏重教育的社会功能（如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等），忽略教育的本体功能。在这样的教育下，农民很难主动获得求生存、求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健全人格与创造能力，其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显露出来??事实提出了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过去的农村教育对几亿农村人口自身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经过几十年农村教育已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在建国40年之后的1989年还有2.2亿文盲、8000万贫困人口、600个贫困县（直到今天，农村贫困仍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让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脱贫致富、仍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目标）？为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一方??革命根据地，在向城里输送了一批批领导者、管理者之时自身却无力脱贫，被纳入“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贫困地区）”之例？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也不是无能的。那些最早享受教育的农民未能获得求生存、求发展的最起码的知识技能与创业能力，那么，农村教育、农村社会发展、农民的自身活力等等，就不仅仅是农村教育的讨论，而应当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后（1978-1998），农村教育挑战“工具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教育既是农村脱贫致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教育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农民以及农村教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劳动、生活与交往，就有了思想上、文化上的相对自由，这使农民有了享受教育权的可能；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相继得到提高，加上《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对教育投入的支撑，也使农村教育有了根本性变革的可能。
20年来，农村教育的确有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量”的发展方式、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上。在“质”的方面，义务教育在广大农村的迅速普及对于世代文盲的亿万农村家庭，本身就是“质”的深刻变化；但从发展农村教育的基本思路??即从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方法论看，仍然没有摆脱“教育工具论”的制约。
这个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提倡农村教育为“本地”培养有用人才而进行教育改革。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方法论主要表现为“农村教育实用论”。
经过拨乱反正的恢复性发展及恢复高考的导向，农村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同时，脱离农村实际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几十年前陶行知指出的乡村教育弊病仍大量存在。河北农业大学开发太行山时，并没有什么先进技术，但不少农民反对。前国家教委领导在“全国贫困县教育工作研讨班”（1988.10）指出：“一些初中毕业生连果树剪枝都不能理解，这难道不值得认真反思一下农村教育吗？”他说：“从宏观上看农村教育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教育结构不合理”，“对职业技术教育注意不够”；二是“在办学方向上，还没育真正转到为当地建设服务，为当地培养人才的方向上来”：三是“教育体制是适应产品经济的要求，很多专业教育都只面向全民所有制”。因此带来教育的社会功能没能充分显示出来的“严重后果”。他批评“在农村，上学就是为了升学的观念”，“大批从学校里毕业的学生回到农村后，由于受到上学只是为了升学离开农村的思想影响，不关心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且也缺乏一些必要的生产技能，因此，素质比较低”。针对这些问题，另一位负责人提出：“农村教育真正转到主要为当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帮助农民致富的轨道上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措施。”
任何“措施”都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与手段。“农村教育要为当地培养人才”成为一种目标导向指挥着农村教育。接着开展的全国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115个县）与“燎原计划”（七五期间在500个县内建设1500个实施燎原计划示范乡）活动，促进了“三教（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农科教结合”，使农村教育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是究其初衷，仍然是出于推动“农村教育为当地培养建设人才”。
“为当地培养建设人才”的初衷并没有错。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乡村小学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争论终于有了肯定结论；乡村也开始真正落实“学校以教学为主”。当国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农村教育必然地从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当时鲜明地提出“农村教育培养当地所需建设人才”无疑是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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