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他始终站在农民运动的制高点，一生都在探索如何运用农民运动去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进步，他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当然也是基于这个宗旨。
武汉大学吴怀连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农民问题的。将农民看作是主体，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更全面系统地坚持了他的农民革命主体论，同时又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形成了农民革命‘主体??对象双重性’理论。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民主革命）与农民关系研究的重大贡献。”50年代，毛泽东注意到合作化的关键在于它“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对农民的教育和斗争必须贯彻到合作化运动的始终。他从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中看到小农经济的“危机”后，特别强调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他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体抑或对象”的探索的又一进展，即从以前的“主体??对象”论演进到单一的“对象”论。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而到60年代初进行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农民群众尤其贫下中农则成为这一运动的教育者和革命的依靠。吴怀连认为：在对中国进行体制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将农村农民作为这种改造的一个对象，另一方面又将他们作为改造城市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主体。
毛泽东对农村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他通过农村教育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心应手。就连与之观点相逆的朋友梁漱溟和敌人蒋介石都不能不承认。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长谈6次。梁根据自己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说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动不起来”；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1950年梁溟去华北、东北视察土地改革，看到农民积极热情，和他当年自己搞农村改革遇到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他公开承认：很明显，共产党的办法（尤其是它们的群众运动）是有效果的。至于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反省导至其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失败只是一时的，惟有教育的失败影响巨大，且非短时间所能补救，而国民党之所以落得寄身孤岛的下场，最重要而又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只因多年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全面失败的主因。蒋介石进一步提出，所谓教育的失败，不只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而更确切地说，是失败在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上面。
然而，共产党主政的中国与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旧中国完全不同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农民方法论照搬于建设，不适应农民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吴怀连总结毛泽东解放以后的农民观及其农村建设的状况，认为：“机械地套用战争年代的革命方式于和平时期的建设，从大前提上看是不识时务的。因此，不论将农民看作是革命的对象，还是看作是革命的主体，抑或对象与主体的双重定义，都不能导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种效果。”
尽管如此，从方法论看，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正是毛泽东成功解决了如何发动与组织农民的难题，才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成功地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方法论的同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左右着中国现代史、也左右着农村教育。但无论是把农民作为革命主体还是作为革命对象，毛泽东都把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基本阵地，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尽管其教育观围绕着农民地位的升降而有所变化，但把农村教育作为其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乃至文化斗争之手段与工具的功利性目的基本没有变化。
二、第二阶段（1949-1977），农村教育是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部分。
1949年以后，农村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参与并推动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斗争。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整个农村改革与建设。
第一步，（1949-1956）农村教育主要服务于从政治上巩固政权。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在政治范畴进入各级政权。在生产上有了土地（耕种什么、怎么耕耘不一定自己能作主）。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学校必须面向工农的大前提下，努力让农民及其子女取得受教育机会。毛泽东指示：对工农子弟实行人民助学金。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废除（干部子弟学校）这种贵族学校。他强调从农村实际出发办学：“农村小学可分三类：中心小学、不正规的小学、速成小学。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于女上学。”一年一度的农村“冬学”也主要是向农民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着眼于巩固农民必须享有的政治地位，以对付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农村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工具。
第二步，（1956-1965）农村教育主要服务于从经济上巩固政权。抗美援朝与“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从经济上巩固政权上升为头等大事。毛泽东一方面承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另一方面又乐观地预测“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例如7年至8年）加以解决”。为尽快摆脱经济落后而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为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加上“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农村教育也就定位于“教育农民同盟军、巩固与农民同盟军的关系、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为此他反对阻碍农村教育的“全国统一教学计划和教材”，肯定“戴帽子（小学附设初中班）……是好办法、先进经验。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毕业后好回家生产”。强调“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并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社办学校”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三条原则之一（另两条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农业中学、简易小学与“半耕半读”的办学形式在农村得到推广。这一系列措施迎来了农村教育第二个辉煌期。在这个阶段，农村教育成为执政党绝对领导下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力量。同时，由于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带来的政治威慑力，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特殊工具继续释放着阶级斗争的能量；长达20余年的“阶级成份论”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农村青少年基本排除在教育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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