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校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繁华的三元桥东面是一大片待建楼盘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东北亚学校，紧邻新修建的将台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到这了，大望京拆迁的时候，附近五所打工学校都没有了。”祝老师对学校未来也心存忧虑。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越搬越远，很可能就要去顺义等远郊。”

　　记者观察到，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要被拆迁了。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告诉记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