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4日，虽然海淀教育部门决定对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延缓取缔”，但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依然清醒认识到，打工子弟学校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一些学校已经开始酝酿转型，寻找新的出路。海淀区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基本是整个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缩影。

    这些在“非法”中生存，在取缔中发展的打工子弟学校究竟是如何产生，壮大？面对取缔风暴，他们又该何去何从？本报记者走访了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创立者，记录下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变迁。

        为让孩子上学自办学校

        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来自山东，他回忆，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想法萌生于1995年。和很多外来的家长一样，他也曾奔走在北京的各个公立小学为孩子寻找入学的机会，然而，高额的赞助费让他一次次失望而归。开价最低的是海淀一所小学，让他给学校购买两台彩电作为赞助费。为了孩子能够上学，他狠下心花了8500元买了两台牡丹彩电“送”给了学校，孩子才入学成功。

    从那时起，参与创办过一所民办高中的张歌真就打定主意为更多无力提供赞助费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提供上学机会。和张歌真有类似遭遇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不在少数，石景山刘娘府村红星小学校长郭玉飞也曾想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撇开每学期1800元的借读费不说，孩子在学校受到的歧视让他十分气愤。因为带有口音，孩子在学校几乎被老师忽略，“他个子小还坐最后一排，老师从来不提问他。学生不叫孩子的名字，叫他‘借读生’”。1999年，郭玉飞“一气之下”拿着积蓄开办了红星打工子弟学校，开学当天只有7名孩子，其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孩子。

    还有一类创办者是属于有教师职业背景的外来务工者，成立于1994年的行知实验学校就是一名为李素梅的河南省息县民办教师创建的。当年和她一起来北京务工的亲戚和老乡因为交不起借读费，他们的孩子面临失学，在亲戚和老乡的支持下，李素梅和爱人易本耀在一块菜地上建起了一所窝棚打工子弟学校。

    　发展初期遭遇“非法”身份

    在1996年开始的一年多的准备期间，张歌真筹集资金，联系校舍，招聘老师。他曾数次跑到海淀教委申请办学许可证，但得到的答复是“想法很好，但是没有政策，如果办学就是非法办学，将被政府取缔”。不过，开明的海淀教委也并没有完全把话说死，毕竟大量的打工子弟存在一个现实的上学难问题。

    在数次和教委申请办学未果后，张歌真最后得到教委的最大支持是“不鼓励，不支持，也不取缔，但出现任何事故你必须担当全责”的答复。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1997年开春，明圆打工子弟学校在圆明园正式成立。

    这种“非法”的身份一直持续到2003年，明圆学校获得了北京市第一张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办学许可证。从1994年到今天，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已经从几所发展到两百多所，但能够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依然是极少数，“非法办学”一直是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无法跨越的一道障碍。

    破旧的平房校舍，四处漏风，没有暖气，简陋的课桌，一个泥泞的小操场，学校周围的平房集中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这是几乎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初期的场景，但低廉的收费让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生源数量急剧增长。

    张歌真清楚地记得，1997年学校刚成立时只有53名学生，仅过了一年，学生数量就突破了500人，甚至还有来自丰台和石景山的学生。从1998年开始打工子弟学校数量逐年猛增，遍地开花。小投资者之间开始口耳相传，以老乡为链条纷纷开设低成本的打工子弟学校，这类小投资者开始成为新的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群，他们的加入，使得打工子弟学校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期。

    周书军来自河南，1992年来北京经商，1999年他在石景山衙门口村创办了科阳希望学校，随后学生数量也是逐年增加，到2004年的时候，他的学校学生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张歌真说，在他的印象中，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朝阳、海淀、大兴、丰台等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每年都在猛增，无序的增长必然导致竞争的开始。

        发展加速让赢利成为可能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证实，只要生源达到一定的数量，学校就能够盈利。石景山刘娘府红星小学校长郭玉飞说，简陋的学校只要能招到200名学生以上，基本能够开始盈利。在部分房租较贵的一些地方，可能需要300名甚至更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学校的收入全部来自学费，以一年两个学期每个学生交纳700元学费计算，200名学生能交纳14万元的学费。学校的花费有房租每年5万，这是一般打工子弟学校最大的开支；其次是房屋修缮和教职员工工资6万左右；水费、电费加上购买基本的教学设施等费用加起来大概在3万左右，收入和花费基本持平。学生数量越多，学校盈利情况就会越好。

    张歌真也给记者算过经济账，根据各个地方地价的不同，他的几个分校有的招足300人就能盈利，而地段较好、房租较贵的学校则需要500人以上才能获得盈利。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影响到打工子度学校的生存，比如因为政策和地方拆迁，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不断地搬迁，易本耀的行知实验学校在短短3年内就经历过8次搬迁，生源数量受到严重影响，经济状况一直不太理想。

        迅速扩张引来竞争和兼并

    1999年开始，张歌真将分校开到了丰台、大兴和朝阳区，分校数量在同一时期一度达到7所。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开始在一个狭小的地块上进行市场竞争。

    张歌真回忆，在大兴办分校不久，有人在隔着他的学校不远的地方又开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并且学费比他的要低，两家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局面。张歌真马上投入了资金对校舍和师资进行改善增强竞争力，然而两年以后两个学校没有一家盈利，两所学校都招不满300人，处于亏损状态。2003年，两所学校合并。据称，这种淘汰、兼并在2001年就已开始出现。

    比张歌真更早办学的易本耀说，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打工子弟学校经历一个迅速扩张的过程。而大约从2001年开始到2006年，打工子弟学校之间出现了淘汰、合并，“一些条件好、运营情况好的学校不断扩展规模，开分校兼并倒闭的小学校”。从2004年开始，一些更大规模的投资者也开始进入民办子弟学校，一次性的投入就在百万以上，比如百年实验学校。

        教育部门从不管到默许

    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初始阶段，这些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只能是自生自灭，当地的政府和教委尽管没有支持他们，但也没有采取过取缔的措施。张歌真、易本耀和科阳希望学校的周书军都经历过闷声发展的时期。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酌情放宽”。按照易本耀的说法，这是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一个拐点，“办打工子弟学校终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随后新闻媒体开始关注流动儿童上学问题，社会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关注逐渐升温。到了2001年打工子弟学校已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地下教育力量。2002年，朝阳教委召集了一次区内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会议，当了5年多校长的张歌真第一次坐到了教委的办公室，这也是他记忆中，教委首次召集打工子弟学校的会议，当时朝阳区内11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几乎全部到场。2003年，海淀和大兴教委也分别召集了区内打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会议。

    同年4月20日，北京市政府出台颁布《北京市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明确“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参照北京市的办学条件标准举办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学校”。而此时，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已经经历一个大发展时期，规模已经达到数百所。

        遭取缔风暴学校面临转型

    大兴区曾是张歌真办学的示范基地，在这里他的明圆学校曾一度有5所之多。也是在这里，他经历了学校竞争的优胜劣汰、联合兼并等一系列生存法则。在这次取缔风暴中，他的3所明圆学校仅保留了1所。

    9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吉庆庄的明圆学校采访时，张歌真正指挥工人在学校操场东墙边加修教室。他准备将被取缔的德茂庄的明圆学校与吉庆庄的学校合并，那边的校舍将用于开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来京务工的农民传授职业技能。

    “再不能用打工子弟学校的观点办学。”张歌真坦言，十多年举办打工子弟学校经历让他认识到，在一个特殊时期里打工子弟学校确实对社会做了贡献，但并没有给农民工带来良好教育，只是将孩子圈起来，办学设备、条件、师资决定了管理和教学质量，都达不到标准要求。“如果所有流动儿童都能进入公办校学习，打工子弟学校应该面对转型。”

    张歌真说，对转型他已有了大概的规划，拟开设锅炉考本、电工、家电维修等技能培训课程，专门招收来京务工农民工。如果一切顺利，国庆节就可以开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