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份内参打破僵局

　　后来，杨学为所在的起草文件组根据大会代表的意见，起草了一份文件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对此很不满意。

　　尤让杨学为记忆深刻的是，“由于‘文革’期间一切以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所以，关于政审问题，我们起草小组写得非常细”。可是，9月15日，邓小平看完文件后，生气地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随后，他大笔一挥，不仅全部划掉，而且还连说了三个繁琐。

　　关于这段历史，细心的杨学为都一一记在当年的那个会议记录本上。那本会议记录，如今他一直珍藏着。

　　不单是杨学为期盼早日改革高考制度。由于会上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一再陷入胶着状态。最后，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

　　9月3日下午，穆扬约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调查“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内参披露了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1971年“全教会”真相是，参会人员中仅1/3的人曾从事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12名成员中，原高教部、教育部无一人参加。

　　看完人民日报社报送的内参，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他还明确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1964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1967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

　　“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好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对于教育部的顾虑，邓小平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这次石破天惊的谈话，后来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我一辈子参加的会议不计其数，但北京招生会是我参加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杨学为说，那次会议一直开到9月25日，也先后四易会址：起初会址在北京饭店，因会议延期，移至前门饭店；又因延期，会址再移至友谊宾馆。在友谊宾馆，先在主楼开，后移至配楼，最后又转移到专家套房进行。会议开始时，北京正值盛夏，到9月底天已转凉，一些代表就不得不通知家人寄送秋衣。一次招生会开44天，这也是建国以来的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