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激辩40天：大学向谁敞开

　　8月底，邓小平的复出及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传闻，开始在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传播。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

　　“……都那么说的！”

　　类似这样的对话，不断地在知青中间流传。他们半信半疑，相互打听。但因山高路远，分布在广大农村的徐杨们，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传闻正在得到证实。

　　8月12日，教育部在北京重新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作为当时主管高校招生工作的教育部计划司工作人员，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参加了1977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

　　“第一次太原招生会，我在简报组，第二次北京招生会，我在起草文件组。”杨学为回忆说，“当时，会上争论很多。比如，高中毕业生是参加两年劳动后才能考大学，还是直接考大学，这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审问题。‘文革’期间，政审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第三个争议的焦点问题，就是考试。上大学是通过考试，还是继续保留‘文革’群众推荐的做法。其中，第一个问题争论最多，争论了40多天，两派争来争去。”

　　“要是放在现在，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争论这么久。今天的许多人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情景。那个年代背景特殊，谁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因随意表态而出任何纰漏。”杨学为说完，深深叹了口气。

　　高中毕业生是参加两年劳动后考大学，还是直接考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当时会争论40多天呢？

　　杨学为说，这得从“文革”前后我国高考制度的变化说起。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但是，1966年7月24日，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从1966年起招收的新生，将来毕业后，可以分配当技术员、干部、教员，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从今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应首先保证全国重点学校所需的新生质量；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从此，1952年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高考制度就被废止，高校停止了招生工作。

　　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以及毛泽东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至此，长达10年之久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城镇的所有高中毕业生、有的地区的初中毕业生都须“上山下乡”，或当工人、参军，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则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这等于切断了高中毕业考大学的通道。”杨学为说，“实际上，当时的上海机床厂是一家生产精密机床的大厂。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该厂通过多种途径，如到技术科室边工作边学习，举办业余大学等形式，从工人中培养工厂急需的技术人才，应当说，这种探索是可贵的。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四人帮’将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当成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唯一形式，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中，炮制了一整套以所谓‘阶级路线’、‘实践经验’和‘群众推荐’为核心的否定文化、否定理论、否定考试的‘左’倾谬论。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迟群等人控制下，会议《纪要》炮制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在杨学为印象里，北京招生会上，少数人认为，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与执行“七·二一”指示相左，与“文革”前区别不大。而多数人主张在继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的同时，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讨论由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