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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校本培训,提高学校的决策能力
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中,校长的角色只不过是上级指示的传达者和贯彻者,他更像一名“管理者”而不是领导者。在校本管理模式中,一个有能力推动和驾驭变革的校长是成功的关键,他的角色具有多样性,他不但是校本管理的领导者,而且还是授权者、促进者、学习者、与外界的沟通者。 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课堂的管理者转变为学校的管理者,要参与制定学校的目标、任务以及各种政策。
家长、学生和参与学校管理的社区代表,也必须从建议者的角色向决策参与者转变,能够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为了实现各类人员的角色转变,各国中小学普遍加强了对上述人员的校本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
4. 建立信息共事机制,改善学校的信息沟通状况
校本管理强调的权力下放能否成功,不但取决于学校决策人员是否具备各种工作技能和合作精神,而且还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作出好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在实行校本管理的国家和地区,教育行政部门都开始注意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为学校提供校本决策所需要的组织行为信息,实现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纵向信息共享以及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学校自身也加强了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工作。加拿大阿尔波特省的埃德蒙顿公立学校学区,每年都要对学生、教师、校长、学区人员和家长做一次民意调查,请他们对学校的各项工作进行评定。这些民意调查的结果向社会公布,公众可以从中了解到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情况、每一所学校的数据资料以及该地区各校成绩的比较分析。在美国,公立学校不仅通过正式的书面方式发布信息,也常常采用家长教师会议、教师社团交流等非正式的交流方式交流信息。
5. 改革奖励机制,补偿教职员工参与学校管理的努力
在奖励机制方面,一些实现校本管理的学校尝试拉开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是采用企业以能力为基础支付报酬的办法,而是给那些承担工作比较多的教职员工以额外的津贴。更多的学校却则以其它方式进行奖励和补偿,例如,减少教师的工作负担,提供参加周末、暑期培训的机会,提供休假、脱产进修的机会,提供参加专业会议的机会,用感谢信或在学校业务通讯中给予表扬,在教师大会上或年末聚会、聚餐时表示感谢,等等。
关于校本管理的评价与思考
在西方国家,校本管理的改革实验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对西方各国的教育行政体制和中小学管理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引起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重视。
校本管理之所以会在短短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是因为这种学校管理模式有着传统管理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例如,通过权力下放,学校获得了较大的管理自主权,有利于制定清晰的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有利于提高学校教育的灵活性和针对性;通过共同决策,可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决策的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师生员工对学校目标和政策的认同,提高学校的凝聚力和执行政策的主动性、积极性。
但是,西方一些学者在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实施校本管理的学校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尽管大多数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有一些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表明仅仅采用校本管理模式并不足以彻底提高学校的有效性。
校本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校本管理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是否采取了权力下放、共同决策等措施,而且还取决于权力下放和共同决策的程度,取决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管理主体(如教师、家长、社区成员、行政管理人员等)对校本管理的支持程度,取决于各学校管理主体的角色适应能力和工作技能以及学校管理系统的信息畅通程度。
一些学校的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往往是仅将权力下放到校长,而没有进一步授权给教师和其他人员;或对有关人员培训不足;或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奖励机制,等等。
校本管理的核心是权力下放,是分权。分权是与传统管理模式中的集权相对应的。但无论分权还是集权都是相对的概念。由于各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教育管理体制不同,并无一个标准的尺度作为各国实施校本管理时权力下放的依据。同时,我们也不能说权力下放就可以提高学校的有效性,而集权则不能。
校本管理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正确把握分权和集权的度,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西方国家和地区一些学校校本管理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不能根据国家、地区和学校的具体情况实现分权与集权的动态平衡,就难以保证校本管理改革的成功。
我国在中小学实行的校长负责制与西方的校本管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权力下放的程度较低。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校长负责制方面,西方校本管理改革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12期 胡文锋摘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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