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挑战

　　尽管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诉求十分强烈，但从目前的总体推进情况看，改革举措及效果与社会预期仍有差距，公平与效率、近期与长远、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改革任务十分艰巨。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利益群体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表达了各自的利益诉求，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体现了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有的希望通过改革，增强人才选拔的有效性，选拔出优秀生源；有的希望通过改革，促进入学机会均等，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有的希望通过改革，为学校和学生减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还有的希望通过改革，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读上好的专业。以“异地高考”为例，尽管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先后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去年有12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共有4440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录取2770名，今年扩大到28个省份5.6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报名，但社会抨击声依然不断，尤其是针对“北上广”的方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发生冲突，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共识下，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本地户籍人口关注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有些学者则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供求均衡问题，这些价值取向相互矛盾的诉求无疑增加了经济发达省份和一线城市制定“异地高考”政策的复杂性。

　　显然，这种多元化的诉求，一方面增强了改革的驱动力，使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目标诉求差异很大，价值取向激烈冲突，导致众说纷纭、众口难调，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合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决策的形成过程和改革举措的出台过程，往往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也必定会触动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求得妥协和平衡，而这又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从而加大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推进的难度。比如，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而言，公平是指入学考试和招生录取过程本身的公平，以及通过高考招生实现入学机会均等，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正；效率则是指高考招生组织实施和运行过程的效率，以及通过高考招生实现人才甄别的优化，提高人才选拔效率，满足不同类型高校培养多样化人才的需求。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应当实现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的统一，但必须承认，公平和效率往往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诉求，在制度设计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取舍。

　　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必须对这一制度的功能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高考招生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高等学校提供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依据，满足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需求，但实际上还肩负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和使命。比如，许多考生旨在通过这一渠道，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特别是对广大农村考生来说，高考是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通道。从这个角度而言，高考招生制度成为社会流动的阶梯，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公正。又如，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在“上大学难”的矛盾得到根本缓解的同时，“上好大学难”的矛盾日益凸显，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只能解决当前有限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尽可能实现入学机会公平；而要满足社会公众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让更多的考生进入好的大学就读，则要通过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引导高校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来逐步加以解决。再如，“异地高考”不仅涉及教育自身政策的调整，还涉及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等教育外部的配套改革。社会管理改革不配套，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滞后，城市人口身份的“双轨制”长期存在，无疑增加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从长远看，户籍制度改革到位了，“异地高考”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可见，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必须应对多元化的目标诉求，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进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时，必须要处理好近期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既要遵循教育规律，服务于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的目标；又要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全局意识，加强系统研究和综合改革，“跳出教育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