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学生认为人情社会就该主动利用资源

　　在记者采访的大学生中，反感“要分行为”的学生竟然只有一两个，大多数学生都表示这是正常现象，可以理解。

　　崔明威认为，无论是“求不挂”还是“求高分”的现象都很正常。“事实就是这样，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人情社会，绝大多少人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

　　大一时刚开始接触这种现象，崔明威也曾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见得多了，他的思想发生了松动。他回忆自己在上初、高中时，也会有一些同学主动跟老师接洽，以博得老师好感，有些家长为让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会给老师送礼。

　　“如果我因为没有找老师而挂科，其他人找老师则拿了高分，我肯定不会反感，这是我自己不主动，我该后悔的是没去找老师。”崔明威说，他认为，找老师的学生，其实是在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

　　他认为，学生向老师求情、送礼，与向官员行贿同理，即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但不行贿就会焦虑不安，感觉会被人挤掉，只有行贿才能让自己心安。

　　他举自己的例子说，“同理，广播站有些小朋友跟我走得很近，我有资源就会首先想到他们。对于那些不愿意搭理你的人，你肯定也不愿意照顾他。所以，只要你自己不主动放弃和老师接触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争取到这样的资源。”

　　浙江大学的王睿发现，“要分”行为随着大家年级的升高，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一上学期，班里很少有人这么做，“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开了，也没人觉得找老师要分是多么可耻的事情，跟风的人也就多了。”

　　王睿了解到的老师中，愿意给学生加分的，以青年教师居多。中年教师、老教授则相对比较严格，认为放纵反而是害了学生。

　　“要是遇到固执的好老师，即使送礼也不会放你过。”崔明威说，“首先老师会反感你，其次他们认为放你过其实是在纵容，只会让你继续堕落下去。”

　　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负责

　　“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找老师要分数都是不对的，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伟迪老师说，“老师这样给分，有违考试的公平性。”

　　他也承认，这种行为在高校里已成公开的秘密。“想要禁止，实属不易。这样的情况多是师生双方私下的交涉，除非学生投诉，外人很少知道。学校即使要监管，也无从下手。”但对他自己而言，但凡听到与期末成绩有关的电话他就立即挂掉，或者直接拒绝，很多学生都在他那里碰了壁。有同学评价说，黄老师“滴水不漏”。

　　对此，黄伟迪说，“每个学生的平时成绩都是由老师主观评定的，因此老师更要公正地衡量学生的表现，给出其应得的分数。这不是人情问题，而是教师的职业操守问题。希望老师每给学生一分，都要慎重思量。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负责，而不是只满足部分学生的不合理要求。”

　　李历却认为，反对这种行为的人太过绝对了。“人与人的交往肯定带着某种目的。师生相处，最开始肯定是有求于对方的。”他跟许多老师关系都很好，基本都是从向老师请假、问问题、探讨大学生活和就业方向开始的。但他认为，“交流是相互的，这个过程也会逼着你进步。”

　　崔明威也认为，“跟老师交流的学生成绩肯定不会差，你有和老师交流的谈资，最起码对这门课要有一定掌握。”他举例说，如果你跟一个历史老师交流，而你根本就不懂历史，那肯定是无话可说的。

　　刘凡一直对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的一段话感触颇深：“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在四川大学从教20年，他看到师生关系在慢慢异化，“要分”现象则是这种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他建议大学生，不妨真诚地与老师探讨课程、生活、社会问题。“摒弃分数的干扰，少一些利益的纠葛，师生关系会纯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