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前的现状则是，“现在理科、工科搞技术的都要发表文章才能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评教授、评院士都要拿论文拿项目说事，用同一把尺子同一个指标去衡量不同的领域，自然就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模糊。”

　　在高校工作多年的张泽以在读研究生举例：如果一个研究生做出仪器、发明，但没有科学论文，就拿不到奖学金，一些人只好想方设法去写一篇文章，抄一抄凑一凑，自然也就不是新闻。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则认为，评价机制中缺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

　　他举例说，评审会上，评审书的草稿通常是由被评审的人来起草，评审专家只是在一些用词上作些无关痛痒的修改，甚至仅仅是改改标点符号而已。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家钱投入得再多也是糟蹋。”陈难先的警告振聋发聩。

　　陈难先在担任“863”专家组组长时，决心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要求每个评审专家把自己主要的意见写下来，“不用很全面，也不要前面来一段套话。你如果不是专家，就写不出有学术性的东西”。

　　在陈难先看来，只有这样，评审会的学术气氛、科学精神才能回归。

　　欧阳钟灿院士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很多人在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时报告都非常好，但到3年后结题却乏善可陈，“因为拿到200万元基金，他就在考虑怎么交代了。”

　　“钱多了，如果不好好引导科技人员做实际的事情，那就是在增加全民的负担。”欧阳钟灿说，“过去没有钱的时候，他会想着如何争取作出大的贡献。现在你给了他钱，他没心思琢磨问题，就猛找文章凑数。”

　　王海波研究员也有类似的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王海波大学毕业时，接触到的老师都在考虑长远而实在的问题，有探索有发明也有应用；而今天，科研人员大都拼命地跑项目、争项目，一个项目刚刚拿到手，就得考虑如何应付验收，根本不敢考虑解决硬碰硬的问题，也无法有长期考虑。

　　陈难先院士指出，由此也带来了科研经费的滥用。他观察发现，一有课题下来，科学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仪器，“如果不把硬件投入弄到40%甚至80%，这个钱都不知道怎么花，而科学研究主要是人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注意发挥好科研单位的管理作用。”王海波建议应加大科研单位自主掌握经费的支持力度，“他们最清楚什么该干、什么能干、谁能干事、谁能干好。”

　　王海波曾专门做了一个试验——邀请中国科学院专家对本单位一些自立项目进行为期几年的追踪评估，其中一个只花了6万元的项目赢得了喝彩，专家认为此项目“比一些国家拨款上百万元的类似项目做得还好”。 （记者 雷宇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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