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梁伟驰/图）

　　“小人是逼出来的”

　　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

　　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

　　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胡学文现在的国家级项目，10万元，学校配套5万元。有的学校按照国家项目金额100%配套，以资奖励。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其中多数是学校中的“权贵”，拥有行政资源，重大项目几乎被他们包了。

　　当然也有老师出来叫板，让那些累计拿了国家几百万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谁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学文让老婆替他管账，他的基金比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细算，还得给结题后的成果出版预留至少4万元钱。

　　1990年代，他出版学术书，出版社不问他要钱，还给他稿费。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当成一个业务，知道你手里有国家的钱，都理直气壮地要，连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费，再卖书，赚两次钱”。

　　把足额的钱报销回来的活，把赵涛炼成了半个财务专家。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会计在他的报销单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来报。”会计警告他。难怪每年年底，他都见同事们在突击花钱。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但赵涛习惯了也变得麻木了，放着钱不报是傻子。

　　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赵涛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钱”弄到手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

　　他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定稿中，删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关注何时迈出这一步。

　　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引发媒体和高校教师热议。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给教授配备助手”等。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一刀切的数字化考核“导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学风”。

　　“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胡学文很赞同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学校长的改革理念，但他对这项改革能走多远心存疑虑，在整个学术生态大一统的环境下，它能单独撕开一角天空吗？

　　（应被采访者要求，报道中的胡学文、赵涛二人为化名。感谢贺卫方、朱大可、王晓明、展江、陈力丹、易中天、郑也夫、初晓波、冯原等教授对本文采写的帮助，实习生常仙鹤亦有贡献）

　　记者 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