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

　　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

　　赵涛企图找到以往项目立项的规律，他买了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一位哲学教授把正在翻译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学著作，直接当作“原创”，本以为够冷僻了，没想“克莱登”遇到“克莱登”，还是被告发了。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赵涛买的那部厚书中说，外国文学类题目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80%。”

　　有的甚至连题目都一字不差，比如，两个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项目同时出现在立项栏中，一个标价42万，一个标价15万，胡学文为此还打电话询问过国家社科办有何不同，对方答复，“一个是重大项目，一个是年度项目”。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断标准。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赵涛听几位国家社科评审评委说，课题指南中三分之二题目是“坐机关办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个单位组织雄厚的“实力”申报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当时标价8万元，因找不到相关材料，“特大课题成了特大难题”。

　　赵涛发现在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他注意到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个别”学科，不想太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

　　国家社科基金也经历了从没多少人申请到趋之若鹜的变化：198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有500万元，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已近4亿元。

　　国家社科办网站谈到社科基金发展的喜人形势：“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

　　仅去年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受理机构就接到14万种材料，包括赵涛在内，加上省部级和级别更低的，是一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