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3．课程的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基本上采取了统一性课程发展方针，或者说我国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实行了中央高度统一的课程政策。但是，我国也曾经尝试过下放课程管理权利，允许地方编写并使用自编教材。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推行课程教材多样化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果。综观基础教育课程发展50年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课程统一性与多样化是一对经常起作用的矛盾，二这之间存在着辩正统一的关系，不能人为地割裂。统一性代表着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教育意志的体现；而多样性则是教育实际和学生发展、国家教育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统一性是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而多样化是统一性要求前提下的多样化。多样化不是不要国家意志，不等于地方化，不是追求花样翻新，更不是不顾客观规律的标新立异。多样化的实质在课程教材的特色，归根到底在于课程的科学性和教材的质量。至于是实行统一性政策，还是实行多样化政策，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

　　4．课程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关系。课程发展是历史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和国际教育进步结合的产物。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必须处理好继承与改革的关系。对历史，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全面继承，而应批判地吸收有用成分；对国外课程及其政策，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在当前课程改革中，就应处理好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问题，而不能片面否定分科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已有的课程教材研究机构和人员，也不能采取全面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在课程政策的偏差，将直接导致课程实践上的失误和问题，给教育实际带来不好影响。

　　此外，还应正确处理课程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课程管理中国家、地方与学校的关系，课程结构中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关系，课程的阶段性发展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等等。

　　（三）教材政策特别是教科书政策50年的变化，不仅集中反映课程政策的变化，而且直接关系到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教材政策是课程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内地，50年来的教材特别是教科书的研制与发行具有很强的行政性质，是一种国家行为；教材的发展经历了"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由"国定制"到"审定制"的变化。具体而言，在1988年以前的三十多年里，实行"国定制"或"统编制"。课程计划（教学计划）由国家教育部（教委）统一制定和颁发；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出版，由国家专门部门（新华书店）发行。这种教科书政策是国家集中统一的课程政策的体现，对于国家统一教育意志，乃至维护国家的统一，都产生了积极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义务教育的需要，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办法和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将教材"国定制"改为"审定制"，提出编写多套教材的规划。审定制即，经允许的各地编写规划的教材，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委员会审查审定的，向全国推荐，由各地选用；经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推荐在相应的省选用。所规划的多套教材是面向大多数地区的"普通版"，面向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发达地区版"，面向广东等地的"沿海版"和面向经济文化比较薄弱地区的"内地版"，同时还允许上海、浙江等地根据自己的情况编写大纲和教材。到90年代初，各套教材相继出版使用，教材"一纲一本"的时代宣告结束，"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的时代开始。从目前的教育实际来看，这种教材政策的实行有利地保证和促进了教材建设的多样化进程。当然，有些措施还有待于修改和完善；在课程教材多样化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

　　我国台湾地区教科书制度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与内地相似的过程。香港地区则实行"选用制"，澳门地区实行"自由制"。上述四种不同的教材制度，到底哪重更好，不能一概而论。

　　主要参考文献

　　1．熊明安：《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2．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教材研究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教材研究1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当代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教育》（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5．胡瑞文主编：《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叶立群著：《课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