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教授学生都犯上

　　“五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当年的“五四”人物，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作为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充实的。“五四”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对那一代人来说，她是一个精神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这个运动影响他们太深了。闻一多就曾说过：“《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著)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那时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他们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

　　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伦理学讲义》。

　　傅斯年说蒋维乔译的这本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

　　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识大体的教授

　　读过钱锺书《围城》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教授毛病也很多，有些毛病还是知识分子独有的。

　　钱锺书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猫》，讽刺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墨也很辛辣。而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以当时的大学教授为原型的，也有研究者指出过其中的人物就是某某。

　　钱锺书曾在西南联大短期执教，其间不是很愉快。在他的笔下，对大学教授多用了一点讽刺笔墨，是情理中事，也不能说就是丑化知识分子。钱先生只在西南联大待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

　　刘文典也挖苦过沈从文。据传，有一次躲警报，刘文典见沈从文也跑，就和人说，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刘文典是古典文学专家，看不起新文学，才出此言。

　　然而总体上观察，过去的教授还是识大体的，尽管他们也有许多毛病，但在大事面前一般多不糊涂，大多能避开私利，从大局着眼。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从昆明到了当时还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晚上北大师生聚会欢迎，钱穆也去了。许多教授连续登台发言，说了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都在重庆，不常来昆明，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住昆明，所派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所偏。比如文学院院长就长期由清华冯友兰连任，北大教授很不满意，一时群议分校，争主独立。钱穆听了就起立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

　　钱穆说完，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