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种精神与理念，本就是大国教育中该有的“和弦”——它是教育的层次感与梦想度，它是和而不同的韵律与风骨。

　　8月31日，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黄震，确认自己将开办私塾学院，每年只招收1到2个学生。同时，今年起原则上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黄震表示已经有3个学生进行试验，并公布了自己对私塾学院的招生要求。（9月1日《京华时报》）

　　人各有志，教各有方。硕导请辞，躬身私塾实践，既是个人旨趣，也无悖公序良俗，旁人自然无可置喙。何况，“探索以众筹方式建立私塾，用于进行纯粹学术的探索”，起码初衷可嘉。对于行政化积弊深重的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未必没有启迪意义。

　　抛开对当事人的道德溢美不说，黄震提到的几个想法，确实发人深省。譬如说，“每年都要带十几个学生，确实有些累，不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不愿误人子弟。”这话似乎也未必就是矫情。《2003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当年硕士招生总数为220007人，而《201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显示，当年硕士招生规模达517200人，10年，增长了一倍多。遗憾的是，导师未必赶得上生源增长的节奏。结果呢，一个导师带二三十个学生，怕也不是传说。只是，硕士研究生需要的是个性化培养，不管是私塾还是传统教育，确实需要在因材施教的针对性上有所重视了。

　　黄震在谈到私塾教育的时候，说“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不需要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学生”。个性的精英教育，选择个性化的施教对象，这是契合教育规律的事情。应该说，任何教育都需要正襟危坐的学生，但不能一应都是正襟危坐的学生。这是最基本的辩证法。不得不说，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同质化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症结。譬如当下，新学期伊始，有好事媒体关注了北京高校的校训。公开资料显示，现代各校校训中，“团结、求实、勤奋、创新”等是常被用到的词语。记者选取北京市内54所大学的校训进行统计发现，这些学校的校训也未脱此窠臼，“勤奋”与“创新”两词出现率最高，均为20%。难怪有人说，连校训都弄成千校一面，大学的“特色”之憾，可见一斑。

　　当然，有人对黄震的“私塾”二字非常敏感，尤其是当这样的探索前置了“行跪拜之礼”之类的条件，看起来，很容易被扣上封建的帽子。不过，一来，尊师重道是为古训，孔子学院都办到全世界去了，那么，礼节上各有偏好，在价值多元的今天，需要上纲上线吗？

　　二来，如果从教育创新的维度来说，教育专家探索的众筹式私塾，显然与商业主导的形式化私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裨益于教育实践的有效探索。这就相当于所谓美国最顶级的男校“深泉学院”一样，它以小众化的姿势，不与传统名校相较高下，而只是提供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在传统范式之外，提醒教育者不懈地多元探索与实践，寻求更适合不同学生及这个时代的教育模式。简单说，我们也许并不指望黄震的私塾能拯救高等教育的一众沉疴，甚至也可以不看好它的具体走向，但，这种精神与理念，本就是大国教育中该有的“和弦”——它是教育的层次感与梦想度，它是和而不同的韵律与风骨。

　　《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时，有这样的描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客观而言，私塾，不止与国学有染，也不止一个岳麓书院，在历史上，自有它浓墨重彩的起承转合。诚然，教育是时代的教育，是国家的教育，没必要循旧复古，然而，无论是因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抑或回应“钱学森之问”，顶尖人才的培养模式，精英教育的科学探索，都应该有一个跳出窠臼先行先试、甚至允许试错的公共空间。

　　教育不是神仙，但它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传神之笔”。对黄震的实验可以存疑、可以商榷，但，不妨平常心待之，审慎点赞、理性引导，就让它合法合规地走走看吧。